邁克爾．奧達（Michael Eaude）
宋治德譯
【譯按】英國著名左翼導演肯．洛區（Ken Loach），他名字對中文世界的觀眾並不陌生。但評論他電影的中文文章，能從左翼角度分析及有深度的卻不多。最近洛區還吐露今年（2014年）暑假公映的Jimmy’s Hall或會是他最後的一部電影，他打算退休了！這促使譯者開始想把過去外國介紹過洛區的一些好文章，陸續翻譯成中文。以下這篇舊文，是譯者所看過的其中一篇不錯的文章。原文出處：《新政治家與社會》（New Statesman &
Society）週刊，第8卷，第372期，1995年9月25日 出版。
去年（譯按：1994年）在西班牙取景和這週（譯按：1995年9月底）在英國公映的《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是肯．洛區過去20年來最具雄心和直接以政治掛帥的電影。他重新帶出他在1973年（譯按：1975年）《希望的年代》（Days of Hope）——有關1926年總罷工的著名史詩式電視作品——裡的爭論，處理改良抑或革命的棘手問題。左派曾一致地陶醉於過去洛區式反保守黨的嘲諷抨擊，但直至這部影片4月開始在西班牙公映後而出現了分化。
但是西班牙的媒體對這電影卻充滿贊美之辭。西班牙馬德里《世界報》（El
Mundo）的熱情評論，其不含諷刺意味的標題寫道：「謝謝你所做的一切，洛區先生。」《國家報》（El País）的影評熱烈贊揚：「這親切而又令人憤慨的畫面……無與倫比的……是對一個自由西班牙的回憶所作的最美麗致敬的電影。」《土地與自由》不但獲得重要的成就；還成為流行熱門的電影（譯按：這裡指西班牙），長據十大電影排行榜達3個月之久——在由好萊塢主導電影市場的國家（像英國一樣），這完全是一項了不起的成績。
由詹．阿倫（Jim Allen）編劇和視差（Parallax）機構製作，《土地與自由》處理如何與法西斯主義作鬥爭的問題。電影以1937年巴塞隆納的五月事件（譯按：反佛朗哥法西斯陣營內部，共和派、西班牙共產黨、蘇聯斯大林的軍隊的一方與另一方的無政府主義工團組織CNT、傾向托洛茨基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所爆發的戰鬥。）發生前後作為故事背景，五月事件的挫折（譯按：指對反法西斯和反斯大林主義的革命力量），成為西班牙內戰的重要轉捩點，洛區帶出在革命政治和跨階級聯盟的人民陣線（它標誌回到森嚴等級制度的軍隊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
影片故事講述一位英國失業的青年共產主義者大衛，受到感召而遠赴西班牙參與反法西斯的鬥爭。一次偶然機會，他在阿拉貢（Aragon）前線遇到幾位屬於托洛茨基主義POUM武裝組織的成員——這是實際發生在幾位共產黨員身上的事情，包括英國詩人康福德（John Cornford）（譯按：康福德是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的曾孫）。大衛認為（像喬治．奧威爾）須要一支更有紀律的軍隊，但他在五月事件中捲入了街頭戰事而改變了他的想法（譯按：大衛當時是屬於共和派、蘇聯陣營），令他確立了這種看法：西班牙共產黨要建立一支集權的軍隊，意味著1936年革命的終結。他將共產黨黨員證撕毀後回到了POUM的武裝組織，故事結局是革命被背叛和遭到挫敗。
在西班牙，《土地與自由》不僅引起參加過內戰的老兵和歷史學家的共鳴，而且激發大批年輕人的熱情並擠滿了電影院。電影散場後，青年們走出了電影院說道：「我從來不知道這事。」這有力駁斥了一種偏狹的評論，認為當今青年只是熱衷於消費商品的隨波逐流的一代。這確實是首次在學術和左翼刊物的圈子以外，討論西班牙內戰的問題。
但是已60年了，這還重要嗎？在這新的後蘇聯時代（譯按：當時蘇聯解體後還不久），一部關於革命的電影不是有點過時了嗎？現今，當幾乎所有形形色色的左派都全速向右轉和各共產黨自動地自我解散，斯大林主義是個容易的攻擊目標。但是洛區強調：「斯大林主義的政治——階級合作，仍然纏擾著我們。」
在西班牙，當然斯大林主義更不是一個抽象的歷史現象。最近由加泰隆尼亞電視台製作的一部電影《尼古拉的行動》（Operació Nicolai），利用了莫斯科的檔案，指出蘇聯和西班牙共產黨參與了謀殺POUM的領導人安德魯．寧（Andreu
Nin）。幾乎所有仍存活的西班牙共產黨和加泰隆尼亞共產黨的領導人，都譴責謀殺安德魯．寧的事件，但同意：儘管斯大林主義有令人遺憾的過火行為，其基本政治策略是正確的。《土地與自由》正是挑戰這種觀點：洛區認為，人民陣線為了貫徹其策略，而必須鎮壓革命。而「過火行為」正是這種策略的必然組成部分。1937年五月事件之後，共和派一方相比法西斯分子的最大優勢——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群眾熱情——被消滅殆盡。
對這部電影最有名的批評，來自80多歲前西班牙共產黨和以前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的權威人物——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卡里略寫道：「在左翼視野的洛區電影裡，扭曲了和貶低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鬥爭。……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後果，令到我們看不到在現實裡的法西斯主義。……其結果表明一個不值得為之奮鬥的共和國。」
洛區對此的回應，他提醒卡里略他在當時曾強烈指責過POUM是法西斯分子。卡里略雖然承認卻有點滿不在乎似的，他為自己開脫的理由﹕「許多普通平民也會如此」——這是一位西班牙共產黨前領導人失憶的解釋，但他曾在其出版的著作文章及公開講話告誡過「普通平民」，要視非托洛茨基主義者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為法西斯分子。
洛區一直忠於他的電影創作風格來呈現這種歷史的複雜性——儘管有語言差異、和在國外地方存在的困難，他仍起用非職業演員和即興的拍攝。他找到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扮演在POUM武裝組織內的法國、意大利、德國、英國、愛爾蘭和美國的志願者的角色，就像在他《頂硬上》（Raining Stones）裡用真實的建築工人、和在《希望的年代》裡用真實的工會會員。他老是說：「階級，你不能裝扮的。」
意大利導演彭特克沃（Gilles Pontecorvo）和希臘裔法籍導演加拉夫斯（Costa-Gavras），兩人過去30年製作了優秀的政治驚悚片。洛區顯示出他同樣能做到：1990年發行的《致命檔案》（Hidden Agenda），就這樣一舉令他在歐洲成名。但是洛區選擇了不同類型的電影，讓歷史透過工人階級的實在經驗而被重新詮釋。他捨棄了他早期構思將喬治．奧威爾小說《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拍成電影的想法，就是為了擺脫喬治．奧威爾的看法：過度強調知識分子在內戰中的作用。他說道：「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是西班牙人民的最好朋友。」
洛區著名的即興技巧、時間順序排列的拍攝和盡可能再現真實的情況（劇作家格里菲思【Trevor Griffiths】曾觀察道：「如果洛區能拍一部不用攝影機的電影，他會這樣做的。」），並非只是花招而已。它們都是用來表達洛區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合乎政治內容所需要的形式。從告訴人們去想什麼這意義上，革命宣傳行不通了。但是，洛區藉著展示出人們透過自身的經驗如何改變思想觀念而使觀眾參與其中。這就是他電影巨大感染力的來源。這也是為何他是個如斯具顛覆性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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