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0日

數以百萬計的人票投柯賓以求變,保守黨被羞辱了!

譯按:出處為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報章《社會主義工人》(Socialist Workers網頁,於201769上載之文章



選舉結果對於保守黨和梅伊(Theresa May)〔譯:文翠珊〕是一場慘痛的失敗,而對於柯賓(Jeremy Corbyn)〔港譯:郝爾彬〕和工黨則是重大勝利。

對於左翼的每一個人、和對反對緊縮和種族主義而要踢走保守黨支持柯賓的每一個人,這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在英國選舉歷史上的競選活動之中,工黨在這次所贏得民眾支持的增長幅度是最大的。幾乎所有的民調和統計模型,都完全忽略了這個過程。

梅伊——作出了提早大選的決定,且在開始時民調領先20%——必須要走。她的留任失去支持。

她要被迫離去,今天〔譯按:指69〕會有抗議活動。

梅伊提早舉行大選,希望壓倒任何的反對勢力——尤其是工黨,和在議會議席獲得過半數。

她得到幾乎所有媒體的堅定支持。據報,梅鐸(Rupert Murdoch)得悉出口民調(exit poll)顯示保守黨失利後,在《泰晤士報》(Times)內從原本打算當保守黨得勝而辦的派對中,怒氣沖沖地離開。

梅伊希望保守黨能獲得超過100席的多數的美夢破碎了。她避開選舉工程、聚焦在開徵失智症稅(dementia tax)〔譯按:長者在家接受照護不會得到補助而必須付更高費用〕的災難性競選宣言、無所顧忌的試圖利用曼徹斯特和倫敦的恐襲以有利自己的選情,都導致了她羞辱性的慘敗。

這亦非如某些評論所指是「支持留歐者的報復」(revenge of the Remainers),如果真的是這樣,自由民主黨(Lib Dems)將會做得更好〔譯按:他們在「去留歐盟公投」支持留歐〕。這是關於緊縮和對富人的強烈憤怒。

看來,保守黨這次在議會即使議席最多,但未達到過半數。

可以確定,任何的保守黨政府將遠遠不是強大和穩定的。它可能與右翼的「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DUP)〔譯按:DUP反對同性婚姻、反對婦女墮胎權的極右種族主義政黨,甚至在北愛爾蘭過去族群的衝突之中犯下不少恐怖主義活動〕組成聯合政府,但它將是一個混亂的聯盟。

這對於任何一方政黨來說都不可能是個安全的聯盟,所以很大機會在今年年底前會再舉行另一次大選。

對於梅伊的投機主義行動惹來的反效果,在保守黨內亦惹起激烈的斥責。前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港譯:歐思邦〕說:「在她人生裡做過最糟糕的事情不再是在麥田上跑來跑去」〔譯按:梅伊在某個訪問裡說自己做過最頑皮的事,是孩童時在麥田上跑來跑去而令到農夫不悅〕。幾個保守黨的高層已暗示她必須要走。

激進

工黨若沒有一個激進的宣言、並由柯賓領導下具群眾基礎的向外型運動,工黨將不會在全國各地都贏得議席。

他說得對,「政治已經改變,不會再回到以前的框框裡了」。

在一個當人們對政治菁英、緊縮徹底失望的年代,柯賓提供了改變的希望,而無數人回應了他帶出的訊息。

大規模的集會,和提出向富人徵稅、取消大學學費、最低工資時薪10英鎊、為國民健康醫療體系(NHS)和教育挹注更多資金等的政策,從而產生了真正的熱情。

他們動員了收以萬計的人去宣傳、投票——尤其是年輕人。

工黨內的右翼從未接受柯賓作為領導人並說他是不行的,結果徹底喪失信譽。他們或會說如果有個右翼的領導人可能會有更好成績。

但正如米勒班( Ed Miliband)〔港譯:文立彬,上任工黨黨魁〕顯示的,乏味的訊息是不湊效的。

曾說過工黨正朝向災難性的失敗的工黨議員伍德科克(John Woodcock),今早說對於發生著的事情「毫無頭緒」。

他說:「我不知道英國政治發生了什麼事情」。

非凡的

非凡的成果包括,工黨贏得了自1918年以來一直為保守黨所控制的坎特伯雷(Canterbury)選區。

保守黨的房屋部長(Gavin Barwell)失去了他的克羅伊登(Croydon)的議席。而編纂保守黨這次競選宣言的古默(Ben Gummer),在伊普斯威奇(Ipswich)被打敗,而內政大臣魯德(Amber Rudd)則僅能倖保議席。

而工黨這次得票預計占投票份額大約40%,遠遠超過2015年米勒班、2010年布朗(Gordon Brown)〔港譯:白高敦〕和2005年布萊爾(Tony Blair)〔港譯:貝理雅〕的領導時期。而與2001年布萊爾領導時期相同。

布萊爾主義已壽終正寢了,柯賓的位置是難以動搖的。

英國獨立黨(UKIP)的得票崩盤了。黨魁恩塔爾(Paul Nuttall)在波士頓和斯凱格內斯(Boston and Skegness)選區得票落得第三位,得票率亦下降了26%

自由民主黨增加了議席,但前領袖克萊格(Nick Clegg)輸了〔譯按:與保守黨組成聯合政府成為副首相後,便打倒昨日的我而贊成增加大學學費〕。

在蘇格蘭,蘇格蘭民族黨(the Scottish National Party 仍然是最大黨。但輸掉不少議席給工黨、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預計議席由56席跌至33譯按:最終結果為35〕。

而失去議席的包括上任領袖薩爾蒙德(Alex Salmond)和現任副主席羅伯森(Angus Robertson)。

工黨這次的成功,其意義更大於一個單一的選舉結果。昨天表明,英國不是一個右翼國家,而與很多分析員和政客在「去留歐盟公投」結果公布之後所說的正好相反。

這裡存在一個對於反對緊縮、種族主義和戰爭的群眾情緒。有1200萬人拒絕了保守黨和他們的同路人。


我們仍然面對一個保守黨政權,所以要在街頭和職場動員起來。我們需要加強抵抗。

2017年5月15日

耶魯大學的研究生為何進行絕食? 克萊恩(Jennifer Klein)

譯按:201759,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網頁上載之文章


兩星期前在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的紐哈芬市(New Haven),耶魯大學的研究生教員開始絕食,迫使校方要與他們的工會進行協商。八名絕食的工會成員表明,只有當醫生認為他們的身體會有永久性損害的風險時才會停止絕食。如果其中任何一個研究生真的為此停止絕食,工會其他成員便會接力補上。而絕食的研究生之中,有四人除了喝水外已經14沒有進食了。

這些研究生正在採取的行動引起注目。而他們爭取的目標——體面、穩定的薪資和全面的福利——會對整個勞動市場產生影響。

耶魯大學像許多大專和大學一樣,依靠研究生和其他低收入的系內約聘教員——例如教授大部分課程的兼任教授(adjunct professors)。在美國高等教育當中,約聘教員占了整體教職人員約70%按:文件第13)。他們完全按照合約工作。他們的報酬不足、缺乏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沒有工作保障和對自身工作條件的發言權。

這些教員求助工會並不令人意外。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學校方對此而作出的回應。

去年8月,「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裁定私立大學的教員是僱員,因此有集體談判權利。耶魯大學八個學系的研究生投票成立工會,以爭取更好的薪資、醫療保健、獲得法律申訴程序、以及更好的問責機制以處理例如性騷擾的問題。

但耶魯校方拒絕承認工會。相反,校方聘請了一家專門打擊工會的大型律師事務所普洛思(Proskauer Rose),對工會的研究生會員進行騷擾和恐嚇。普洛思的律師強迫研究生教員參與一個勞工委員會作聽證,反覆且煩擾的提問達數小時,目的為貶低他們的知識和技能。律師認為這些教授許多課程的研究生,「並非所屬科目的專家」,所以不符合教授的資格。當然,如果這樣一間名牌大學竟然讓不稱職的研究生來教每年要支付約5萬美元學費的學生,這是非常奇怪的。耶魯校方為了不與工會談判而作出詆譭自己研究生教員的方式,令人感到震驚,亦損害學校本身的教育使命。


儘管工會受到耶魯校方的法律挑戰,但一個區域性的勞工委員會小組再次確定耶魯研究生組織工會的權利。研究生在選舉之後,成立了在全國總工會「團結在此」(Unite Here)之下的「地方33」(Local 33)屬會,作為耶魯大教員與校方談判的認可代表。但耶魯校方仍然拒絕來到談判桌。政府行政機關,以等待總統川普委任新一屆「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委員為由而一直拖延處理,因為被任命的委員,他們立場幾乎肯定會是反工會的,而更有可能推翻目前的裁決。

耶魯大學校方聘用費用高昂的顧問公司或律師事務所,阻止研究生和兼任教員的工會化,並非孤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杜克(Duke)大學、紐約大學、埃墨里(Emory)大學和巴納德(Barnard)學院——這裡列出的一些菁英學校——都聘請了公司以破壞他們非終身聘用教員的工會化。他們都認為研究生基本上是學徒,因為他們正被培訓成為教授、或者是博物館和檔案室的負責人。但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明確表示,研究生亦是專業教員和顧問,因此也是僱員和學生。

美國的大學越來越依賴這種廉價勞動力。終身聘用和終身聘用方向的職位人數明顯下跌,這類教職員工在2013年約占整體40%按:文件第5),但到了2016年下跌至約30%。這類工作崗位也越來越少。例如,在2015年英語博士畢業生有1,183人,但在全部學術界中助理英語教授的職位名額只有361譯按:文件第24。美國歷史學會公的職缺——歷史教授職缺的匯聚中心——過去五年下跌了45%

這對於有抱負的助理教授帶來長期的積壓工作,所有人都爭取要減少工作量。而對於研究生教員,只能勉強賺取微薄工資,日後不再會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以償還債務,已成常態。越來越多的約聘教職員工被這種模式困住了。

而在耶魯大學,研究生教員試圖以信件、在社區收集請願簽名和舉行集會令校方願意與工會談判,但沒有結果。所以在兩週前,工會成員在大學的Beinecke廣場面對大學校長薩洛維(Peter Salovey)的辦公室之處,搭起了一個帳篷。這裡有沙發、椅子、桌子、燈具、書架、人工草皮墊子和野餐桌等的設備。進行絕食的研究生包裹著毛毯每天在這裡值勤,有人因為身體太虛弱難以走動而要坐輪椅。他們晚上會睡在附近的「第一菲爾德」教堂(the First and Summerfield Church)。


校方要求拆除帳篷。但直至現在,帳篷仍然矗立,將這個由大理石和混凝土的灰色廣場轉變為一個公共空間。行人走過會停下了談話。校園裡其他工會的工人,給予支持和團結。部長們、政治人物(紐哈芬市市長夏普〔Toni Harp〕、國會女議員羅德森〔Rosa DeLauro〕、參議員布盧門塔爾〔Richard Blumenthal〕)、伊斯蘭教的教士(伊瑪目)和猶太教的教士(拉比),都來過探訪。

在經濟增長最快的部門其生活工資都不足時,大學對待員工的方式尤其重要。當大學不給予他們僱員有穩定工資、和將他們定為如派遣和臨時的形式,這將研究生教員推向與服務性行業——行業預期有90%的就業增長——的工人同一境況,因為企業權力上升和工會弱勢,令到該行業的工資停滯沒有增長。

許多院校倣傚美國企業,追求更高的利潤而不給員工以公平工資,和在大學決策層面阻止民主參與,這說明了大學現時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但如果大學不是一個促進批判性探討和公民參與的地方,那麼它亦不再有什麼價值了。

作者克萊恩(Jennifer Klein),為耶魯大學歷史教授,著作有《照護美國:在福利國家影響下的家庭保健工人》Caring for America: Home Health Workers in the Shadow of the Welfare State


2017年3月18日

從未結束的盧卡奇爭論 (G.M.塔馬什)

The Never-Ending Lukács Debate
                                                    G.M.Tamás

徐藝恆
  治德 校


2017125日,布達佩斯市議會決定將捷爾吉·盧卡奇的雕像從位於市十三區的公園移除。我們邀請到了哲學家G.M塔馬什對這件事的意義進行評論。(譯按:原文上載於《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網址,附原文連結

1914年之前,盧卡奇的早期作品被匈牙利文學界所深感厭惡。他的作品被認為過於「德意志化」——那意味著,作品過於哲學化,而缺乏足夠的印象主義和實證主義。當然,那僅僅是開始;從那時起,終其一生,盧卡奇始終被右翼不停地攻訐。在左翼圈子內,盧氏亦未得到善待。當他最重要的一本書,《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1923)出版時,遭到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猛烈抨擊,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該書方才再版。當時盧卡奇被下達最後通牒:如果他還想留在黨內,他必須否定該書的內容,並且進行自我批評,而他最後也這樣做了。

1930年代,盧氏在蘇聯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他從維也納搬到了莫斯科不久後,便被流放至塔什干(Tashkent,並被禁聲。但是在1945年,匈牙利共產黨仍需要他,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的名聲。他不情願地回到了匈牙利;後來東德也是一個定居選擇。在1947-48年匈牙利統一,共產黨專政建立後,「盧卡奇爭論」被正式鄭重提出:他被攻擊為「右傾路線分子」,「布爾喬亞」,一個不尊重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人(說實話,他確實這樣)他被再次禁聲,並被禁止教學,或用匈牙利語出版,但是他的一些作品被偷運進了西德,並在那兒被印刷出來。

1956年,盧卡奇成為納吉革命政府的一員。這也是他被蘇軍逮捕並被短暫遞解到羅馬尼亞的原因。當他返回匈牙利時,他已經被共產黨開除,列入黑名單並且強制退休。他必須再一次將他的文章偷運到國外,這時在西德,Luchterhand Verlag  出版社開始出版他的全集(這個項目在2009年由  Aisthesis Verlag  出版社接手)。在匈牙利和東德,都舉行了對盧卡奇的批判活動;他被定性為「修正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大量的文章開始對其撻伐,這些文字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1968年,盧卡奇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和抗議蘇聯出兵,以及支持西方的青年運動。他抗議蘇聯對布拉格的佔領,這導致了他被共產黨另一次的剝奪權利。雖然後來在匈牙利改革過程中,他的黨籍暗地裡被恢復,某種程度上得到平反,但是這一切來得太遲了:盧卡奇在1971年去世。他的學生也被宣傳部門批判譴責,並且被列入黑名單;他們失去了工作,作品也被禁止出版。

在今日的匈牙利,盧卡奇卻落得「人民的敵人」的身後罵名——因為他被判定:為匈共卡達爾(Kádár)政權效勞的黨領導人之一、黨的寵臣和宣傳喉舌(但同一個政權卻一直想令他禁聲閉嘴)。在今日反共保守分子官方紀念的1956年革命,他在革命政府的歷史卻被輕易地遺忘了。

1956年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盧卡奇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革命是在1917年。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盧氏是一個悲觀的保守主義者。他與許多同時代的德國和奧地利作家一樣,從右翼方面憎惡布爾喬亞。但是在1917年,他不再緘默,並拋棄了對傳統的一切幻想。對於他和許多他的同輩們來說,革命帶來了拯救:通過宣揚對剝削、階級分化、腦體差別、惡法、財產、家庭、教會、監獄種種的終結,革命拯救了他們的心靈。從另一方面來說,革命也象徵著國家的終結。

革命也意味著烏托邦的終結。1919年(匈牙利社會主義革命之年)盧卡奇所寫的文章(譯按:指的是盧卡奇早期文章〈策略與倫理〉(Tactics & Ethics):「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既是革命自身的目標,亦同時是它的實現」。因此,人類社會的驅動力是歷史,而非烏托邦。因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並不在世界之外,而內蘊其中。不能否認這種歷史觀帶有宗教寓意,因為在一些盧卡奇後來的聲明中亦有所呼應。例如,儘管盧氏對共產黨的失望,但是他仍然堅持留在黨內——因為教會之外無救贖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正是他和其他共產黨員的良心conscience,另一個宗教術語),而非那些黨領導人一時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宣傳,讓黨保持了正當性。

在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的《青年黑格爾》(1948年第一版)中,盧卡奇講了一個大思想者批判基督教「實證性」(positivity)的故事,黑格爾反對基督教會其視宗教僅僅為傳統和制度價值網路、以及寧要主教座堂甚于福音的問題。令人諷刺的是,為了將法國革命的成果從革命浪漫主義和狂熱中解救出來,這位思想者成為了傳統秩序、實證性的最重要的捍衛者。我認為這個故事,正是盧卡奇思想自傳的隱喻。言外之意,他也承認無力改變。

西方人現在只知道反對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這是由反法西斯的流亡人士如卡爾.波普(Karl Popper)、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以及前左翼人士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伊尼亞齊奧.西洛內(Ignazio Silone)和亞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所開創的傳統。在1968年之後,這種反共思潮逐漸由中東歐、以及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和地下人權組織所接續。但是在西方鮮為人知的是另一種「白衛軍」(white guard)式的反共思潮,在一、二戰中間時期,這種思想在歐洲大陸廣為流傳,在今日的中東歐,包括匈牙利,又有復燃之勢。「白衛軍」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下層Untermensch)的崛起。對於這些反共分子來說,共產主義不是意味著太少、而是太多的自由,而平等思想是一種反自然的罪惡(sin)。

這些人將「基督徒」視作「異教徒」,對於他們來說,普世價值意味著暴民統治,而「憲政」和「法治」則是勇氣精神的喪失。這些人相信到女人那兒去要帶著鞭子和棍杖,對同性戀者應拳打腳踢。他們相信對待黎凡特(Levantine)黑人,應當弄瞎他們的雙眼。

然而,當一個人在公園中,感覺豎立有爭議思想家的雕像是為了鴿子(棲息)的時候,他必須認識到:正是這些反共分子準備毀掉盧卡奇的雕像。他們亦將會拆散盧卡奇的檔案館(由匈牙利科學院所擁有和管理,他們膽怯地一事無成),丟棄到布達佩斯骯髒的旮旯。

而且,盧卡奇是猶太人,當局不會公開地宣傳他們的反猶主義,但是移走雕像這一事件是反猶主義活動的一部分。

作為現在人類史上偉大革命的見證者和哲學家,盧卡奇的存在絕不見容與奧班.維克多(Viktor Orbán)政權。他的「國家合作系統」寧願膜拜足球和杜松子酒。

G.M.塔馬什是匈牙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他是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