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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en Meiksins Wood (1942-2016) |
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譯
譯按：本文譯自英國《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月刊網頁，2016年2月號之文章。
編按：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以溫馨的記憶，回顧剛於上月去世的艾倫.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一生，還有她早年所識別出的並加以批判的「後馬克思主義」，以及她對「政治馬克思主義」具爭論的分析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艾倫．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於1月去世（譯者按：2016年1月），享年73歲。她是上一代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之一。她對於追求理論的清晰度，兼持嚴格的許諾和深厚的政治熱忱。這些特質，可從她介入討論而初歩為她帶來廣泛關注的、於1986年出版的《從階級退卻：一種新的「真正」社會主義》（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著作裡，清楚地呈現出來。
在這書裡，她把批評矛頭指向那時初步形成的「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流派。她針對這樣一群的左翼知識分子，他們在1960年代的運動高潮時期強烈地認同馬克思主義，但現在向了右轉，他們其中有拉克勞（Ernesto Laclau）、墨菲（Chantal Mouffe）和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就如拉克勞和墨菲斥責的所謂「階級主義」（Classism），他們認為社會不是由社會生產和階級對抗所形構的，而實際是由不同的、分散而多元的話語和習俗所形成的。他們由此得出結論：左翼對於既存社會，不要再想什麼以社會主義來取代，而是應該爭取一個更為民主的型式。
這並非一個純粹的學術爭論。在英國的柴契爾 夫人對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發動攻擊的背景下，這加強了工黨的金諾克（Neil Kinnock）領導所要推動的路線，其最終導致布萊爾的誕生。伍德這書，發表在1984至1985年煤礦工人大罷工失敗之後，清楚地駁斥了後馬克思主義的論點，創造了一個兼具非化約性和激進的馬克思主義的生動案例。這書獲得了多伊徹紀念獎（Deutscher Memorial Prize）。
《從階級退卻》有幾方面，代表了伍德更為重大的成就。首先，即使她作為加拿大人和在多倫多的約克（York）大學教了多年的政治理論，伍德這書為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左翼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她花了不少的時間在倫敦，和交了很多朋友。
第二，她確定出，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的理論崩解後的其中變種，成為後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來源之一。1960年代的巴黎，阿爾都塞嘗試將馬克思主義與各種哲學流派進行調和，尋求融合語言和社會、以及將主體視為社會結構的作用。為此，阿爾都塞為後馬克思主義敞開了方便之門。伍德像哈曼（Chris Harman）在「國際社會主義」傳統裡的立場，她認為要維持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內涵，拒絕阿爾都塞的理論是必不可少的。她站在偉大歷史學家湯普森（Edward Thompson）的立場，捍衛馬克思主義的人道版本。但另一位歷史學家提供了伍德重要的理論參考點，她1981年發表《在資本主義下經濟與政治權力的分離》（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under Capitalism）的文章，強調了布倫納（Robert Brenner）作品的重要理論意義。
布倫納對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兩大廣泛具爭議的論題，取得了理論上的進展。首先，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歐洲初期的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階級鬥爭，對於資本主義初步在歐洲占了優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其次，關鍵轉變的發生——如英國例子——不是在城市或國際貿易的領域（如此前的一些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傾向認為那樣），而是以農業資本主義的關係在農村出現。
對布倫納其中的一個批評，如法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伊．布瓦（Guy Bois）所提出的，形容布倫納的理論為「政治馬克思主義」，其為「歷史的唯意志主義的版本，將階級鬥爭脫離於其他所有的客觀偶發事件」（譯按：作者這裡引用的伊．布瓦文章，少了「客觀」兩字，見Bernner Debate, p.1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但是，伍德卻接受了這個標籤，認為它代表了與那種將歷史化約為生產力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版本的決裂。
伍德指出政治馬克思主義有兩個概念。首先是要小心分析在特定社會裡普遍存在的財產關係的性質——粗略而言，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生產的社會關係，對於生產手段和勞動力的經濟控制形式而引致不同組類的階級關係。伍德對主流的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所持的批判立場，是他們缺乏辨識出對普遍存在於社會的不同的財產關係其所相異之處。
第二，伍德強調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她認為資本主義相比其他經濟體系有非常不同的邏輯。特別是，在跟隨布倫納的主張方面，她強調資本主義不能等同為市場的普遍存在。市場在許多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已經存在，但在那裡沒能形成生產。資本主義由以下的事實區別開來：資本家和工人只能透過在市場上的有效競爭而成功地再生產他們自已。這迫使資本主義企業不斷為提升勞動生產率而投資於技術的創新，從而降低生產成本。
伍德的一個結論：馬克思主義者一般地對人類歷史傾向推想出一種資本主義的非常特定的結構。因此，生產力的發展不是——如她的同胞加拿大哲學家柯亨（G.A.Cohen）所言——歷史發展的動力，而是特定存在於資本主義。此外，資本主義的特質是系統地將經濟從政治分離出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是透過「經濟之外的強制」手段——例如，封建地主對他們的農民施加的政治和司法的權力。
相反在資本主義，伍德在跟隨布倫納的主張上，稱之為工人的「市場依賴」導致他們向資本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而因此屈從於被剝削的狀態。結果，經濟和政治關係能夠在制度上互相分離開來（這在之前是不可能發生的）。
在此基礎上，伍德和那些受她影響的——因她出色的智力和她作為老師的氣質吸引其他人圍繞她而形成的鮮明學派——認為不止是資本主義是特殊的，即使圍繞它周邊並沒多許多類似的東西。所以，伍德否定意大利的城邦或近代初期的荷蘭是資本主義的。而決定性的改變，是16和17世紀在英國出現的農業資本主義。而建基在「經濟之外的強制」的舊制度，已存在了一段長時間，因此，政治馬克思主義者否定1789至1794年的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的革命，而認為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要到更為晚後才普遍存在。
這是一種有力的、重新想像的歷史唯物主義。當然，這裡有許多的爭論。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哈曼、巴納吉（Jairus Banaji），則堅持商人的中心地位和世界經濟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在對待國家介入經濟方面，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趨向是視其為建基在「經濟之外的強制」的、前資本主義式財產關係的一種持久性的象徵，這觀點碰上當代資本主義的國家其非常活躍的角色時，則是如坐針氈。
但這種分歧比起伍德的原創性和多產性，顯得次要了。她作為一位學者，兼具分析上嚴謹和在歷史知識方面博學的特質，這些都在她的著作中令人印象異常深刻地展現了出來。或者，我最喜歡她的著作是《農民–公民和奴隸：雅典民主的基礎》（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伍德在此書裡批評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典型古代是建基在奴役之上的詮釋，她為此對雅典城邦提供了獨到的社會基礎的分析，並將一些大哲學家例如柏拉圖稱之為古代民主的階級敵人。
在她未完成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系列研究中，其中有兩卷問世了：《公民到貴族：古代到中世紀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會史》（Citizens to Lords: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和《財產與自由：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會史（Liberty & Property: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Renaissance to Enlightenment）。在政治哲學這塊領域，伍德作為一位訓練有素的政治哲學家，這裡當然是她的主場，但一位有影響力的知識界歷史學者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則占據了她這領域不少位置——尤其在她有關早期近代思想的第二卷著作裡。斯金納著名的是，他堅持理論上的文本必須置放於它們的政治對話脈絡中來理解，才能產生貢獻。
伍德相比斯金納的本質唯心主義的方法，進行更為徹底的語境主義（contextualism）的實踐，這裡指的語境是由話語和「語言情境」所組成。她理解的「政治思想的社會史」，是帶著更差異獨特的唯物主義方式來理解語境。伍德運用了她在發展馬克思主義對財產關係的理解中所鍛造出的銳利工具，以此來對主流歷史學家所提出的「現代性」、「共和主義」和「啟蒙運動」的粗糙擁腫的分類，進行了細緻的切割和剖析。因此，她拒絕像政治學家那樣的回應而視為一種無差別的「商業社會」的興起，而堅持（例如）有專制的法國和資本主義的英國兩者的不同路徑。
有人有時或會批評伍德這種識辨——這建基於她的政治馬克思主義來分析資本主義的興起——過於尖狹，致將歐洲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架設成彼此之間的距離過於迢遠。但人們仍然可以從她的論證之中，欣賞她對歷史的深邃理解和分析的洞察力。
伍德堅持：「政治思想的社會史所提出的問題，是在政治領域之外有關社會的進程、關係、衝突和鬥爭，它們如何形塑政治領域自身。」這裡沒有其它能比英國革命突出的時期更清楚地顯示出來，平等派（Levellers）的由人民民主改變的主張設下了問題的氛圍，其促使了霍布斯和洛克尋求一種有利於新興資本主義發展的回答。
她這方面的才能，在一些作品裡展示出更為直接的政治運用，例如在她的文章——《公民社會的使用和濫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Civil Society），對當代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的主要概念進行了拆解，以及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於2003年出版的《資本的帝國》（Empire of Capital）。
讓我以一個個人的記錄作為本文的結束。艾倫與我在有關理論的課題方面，在印刷文字上已有過多次的交鋒。她曾稱我為「嚴苛的批評者」。但多年前，我們曾一起在馬田．多伊徹（Martin Deutcher）（多伊徹和塔瑪拉（Tamara）的兒子）的家裡度過了一個晚上。馬田是位嚴重殘疾人士，終此一生都住在他父母的舊單位內，四週只有他父母留下的書籍、卷宗和照片。他邀請了艾倫和我到他家一起享用中式外賣的餐點。
我在這奇特的而略帶憂傷的場景，強烈地感受到艾倫的善良、耐性、熱情和人道。在我們離開到地鐵站的路上，我們同意這一晚是個對我們大家所有共同之處的回憶。這就是我怎麼都會記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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