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0日

賀衛方《馬繼業的身世》一文隨想

馬繼業(George Macartney)
中國著名的法律學者賀衛方,素來敢言批評時局,原來他對近代歷史的研究,也有一定功力。最近讀到他此前一篇文章〈馬繼業的身世〉(收錄在他2016年在香港出版的新書《石河子札記》),該文探討19世紀末英國派駐中國喀什噶爾(即現今新疆)的總領事馬繼業George Macartney的中國生母身世之謎,引起我一些隨想。

馬繼業的生父,便是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馬格里就是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常勝軍的軍醫,也是李鴻章的幕僚,幫助清政府籌建第一間軍工廠——金陵機器製造局。有關馬繼業的中國生母,一直傳聞為太平天國納王郜永寬的女兒(或一說為侄女),而中文文獻史料基本沒有此位女子的資料,現在有關她的史料主要來源是馬格里的好友鮑爾傑(Demetrius Boulger)寫的《馬格里傳》(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這個故事的背景,就是1863年蘇州對太平天國八王的殺降事件。李鴻章違反承諾,最後殺了以納王郜永寬為首獻城投降的太平天國的八王和屠殺其餘的士兵。而常勝軍首領戈登(Charles Gordon)、馬格里早前有份參與這次與郜永寬等人的秘密談判,亦被蒙在鼓裡。因為這樣,戈登對李鴻章此次背信棄義的行為與李鴻章決裂,並且派人保護被殺降將的家眷親屬。

作為常勝軍的主力人物,馬格里其後娶了郜永寬的女兒,鮑爾傑也提到這有出於保護親屬的原因。婚後,馬格里對於他這位中國妻子的身世背景,完全守口如瓶,即使身邊好友亦所知甚少,也不讓她見任何客人。而馬格里的長子馬繼業,10歲便送去英國讀書後的兩年,他母親馬夫人便過世了。馬繼業成年後,終此一生,也從不提及他的生母。這位女子,在任何中文文獻沒有留下任何名字或記載,就這樣湮沒在歷史之中。

賀衛方這文章的主要貢獻,就是在同樣僅有的少許史料上,作出與其他人不同的截然不同的而又合理的判斷,他否定一直以來認為馬格理這位中國妻子就是郜永寬女兒的傳聞,他說:

「許多資料上說,郜永寬出生於1839年,到1863年他被殺時,剛到24歲。即便是舊時代早婚早育,他的女兒能夠有多大?假如他15歲結婚,16歲得女,那個女孩在父親死的時候也只有8歲,第二年就跟馬格里辦了婚禮,12歲(1867年)就生下馬繼業?恐怕也屬於神話。」

所以,馬繼業的生母,賀衛方推定是郜永寬的侄女或近系親屬,殊為可信。

賀衛方認為由於當時那種中西之間仍然存在重大隔閡和偏見的年代,跨民族的通婚多少受到時人的歧視眼光,一位嫁給夷人的中國弱女子,當承受重大的社會壓力。這就是為何馬格里對妻子身世諱言莫深和刻意讓她與人隔離的主要原因,這當然是一個重要解釋。

不過,我也有一個推測,可以作為一個補充,就是這與他們結合的原因有關。但這個推斷暫時還未找到相關史料佐證(不過很可能也沒有的)。

鮑爾傑提到馬格里為保護郜永寬的「女兒」,而促成這段婚姻。問題是,要保護他的家眷,不一定要用結婚的方式。而且即使要結婚,又為什麼偏偏選上郜永寬這位侄女呢?在當時仍然是封建社會的氛圍,一位夷人可以隨便向一位中國女子求婚繼而結婚嗎?我的推測是,其實這門親事,應該推前到在郜永寬與戈登、馬格里密談獻城投降之時,在該段期間達成的。

郜永寬生前與戈登、馬格里談好投降的條件後,很可能再以另一種形式以確保他歸順清政府後他的利益可以更為鞏固,就是政治聯姻,而這方式在中國古代已司空見慣。但為什麼郜永寬會看上馬格里作為聯姻對象呢?基本不難解釋。第一,馬格里當時仍是單身未婚。第二,馬格里會說流利中文。第三,馬格里又是常勝軍的主力人物、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所以,合理推斷是,郜永寬做媒將他的侄女或近系親屬許配給馬格里。至於馬格里會否答應這門親事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因為鮑爾傑在傳記也提到:「馬格里自己有在中國長久發展的意圖,他最欽佩的是南懷仁、湯若望等康乾時期的天主教傳教士,希望能夠像他們那樣獲得終生在北京宮廷服務的機會。加入中國國籍,並且娶一位中國女子都有助於他實現這一遠大理想」。所以,馬格里當時也極可能同意這門親事的。

雖然其後發生了殺降事件,郜永寬等人身首異處,但既然馬格里與郜永寬大家已同意這門親事(在當時社會,郜永寬的侄女是否也同意是個問題,不過她應該預先知道這門親事),馬格里才順理成章迎娶郜永寬的侄女,履行先前的婚約,二來也可以保護郜永寬的侄女。但也正因發生了殺降事件,馬格里作為李鴻章的得力幕僚、清政府的重臣,他與太平天國納王的這椿政治聯姻,便成為馬格里的一個忌諱,肯定不能對人吐露半點的。至於馬繼業,他後來成為大英帝國的外交官,終其一生對自己中國生母的身世諱莫如深,是因為他生母是中國人還是自己是太平天國的後嗣?或兩者也是?也難再考究了!

後記:楊東曉的〈程學啟:從「悍匪」到「悍將」〉(《看歷史》20118月號)一文,亦提出馬格里這門親事是郜永寬的安排的觀點,不過只是一句帶過,沒有任何史料佐證,連基本論證都沒有。


2016年5月17日

《我,布雷克》(I, Daniel Blake):像是肯.洛區的一場最後、令人傷心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戰鬥。

譯按:法國《電視全覽》(附屬法國《世界報》(Le Monde)集團的綜合文藝週刊)網址,2016513上載之文章。作者 Cècile  Mury 。


憤怒、同理心和堅定不移的人道主義……今年,肯.洛區將於這週五(譯按:513)將步進坎城影展會場,仍然有話對我們說。相比他此前的所有電影作品,這齣競逐影展的社會題材電影,像是最後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戰鬥。

2014年的坎城影展上,肯.洛區暗示Jimmy’s Hall譯按:臺譯《自由之丘》;港譯《翩翩愛自由》)將會是他最後一部電影。但是,已經80歲的肯.洛區沒有放下武器、停止戰鬥。還沒有。他今年回來競逐影展,帶給我們的是一部有他的一切憤怒、同理心和堅定不移的人道主義的作品。肯.洛區對於那些時髦得令、花巧取寵和矯情造作的電影,完全不為所動。I, Daniel Blake標誌著我們與電影Riff RaffMy Name is JoeLabybird, Labybird 的導演和「他的」英國再次相逢——那裡的赤貧者和被遺忘的人,除了他之外,沒有人再稱他們為工人階級(譯按:作者這種理解是錯誤的,真正左翼不會如此認為。而且,電影男主角本身亦是木工的工人階級。)肯.洛區在他的時代和在他那非常自由主義的島上,對所有這些危機、緊縮政策的受害者,沒有猶豫、也永不退縮,以他手上的攝影機來捍衛,卻開始顯得有種孤獨感。這種孤獨——有《最後的摩根戰士》的一面,瀰漫在悲傷的敍事之中,相比他之前的所有電影,像是一場最後、令人傷心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戰鬥。

布雷克,肯.洛區的原型

誰是布雷克,會是肯.洛區自己嗎?在這部社會題材的電影裡,隨處可見到一個「憤老」的造型,決心要戰鬥至最後一口氣。即使這場戰鬥強弱懸殊。一方面,一位做木工的鰥夫,因患心臟疾病,而被迫停止工作。另一方面,半私營化的政府部門(譯按:電影裡指社會福利和就業等部門),瘋狂、反常地針對這些謂「接受救濟者」像捕殺獵物一樣,拒絕給他們任何補助,剝奪他們所有的收入。在不間斷而又要求前後矛盾的電話通話之中(譯按:指那些機構官僚),在荒謬情境之中的遲疑回答(譯按:指求助者),電影帶給我們一種異常卡夫卡式的漫長苦難。同時,我們又經常在其中觸及喜劇元素,就是充滿力量的英雄,在戰鬥中懷著善良的願望和幽默。正是這種栩栩如生的描寫,他的善良、風趣和日常的舉措,討人喜歡,使我們與他更覺親近。

但導演不忘提醒我們,這裡是生與死的問題。真正的饑餓和赤貧,伴隨著主角他們被排斥、被侮辱的軌跡。主角面對這種黑暗作出反抗,可惜無力改變而最終倒下,但仍保持那份令人動容的尊嚴。飾演布雷克的演員約翰斯(Dave Johns),我們會希望他因此而得到最佳男主角獎,當然也希望飾演年輕單身、失業的母親瑞吉兒(Richael)(譯按:這裡有誤,女主角名Hayley Squires)也能獲獎。兩人在戲裡於一間本地就業中心相遇。他們之間交織著一個美麗、微妙的相互扶持和友愛的故事。在一個更為公義社會的最後庇護所,那裡的人們「不是客戶,亦非使用者……只是公民。」

延伸閱讀:


2016年2月2日

馬克思主義失去了一位熱忱的捍衛者 (Marxism loses a passionate champion)Alex Callinicos

Ellen Meiksins Wood (1942-2016)

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譯


譯按:本文譯自英國《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月刊網頁,2016年2月號之文章

編按: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以溫馨的記憶,回顧剛於上月去世的艾倫.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一生,還有她早年所識別出的並加以批判的「後馬克思主義」,以及她對「政治馬克思主義」具爭論的分析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艾倫.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於1月去世(譯者按:20161),享年73歲。她是上一代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之一。她對於追求理論的清晰度,兼持嚴格的許諾和深厚的政治熱忱。這些特質,可從她介入討論而初歩為她帶來廣泛關注的、於1986年出版的《從階級退卻:一種新的「真正」社會主義》(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著作裡,清楚地呈現出來。

在這書裡,她把批評矛頭指向那時初步形成的「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流派。她針對這樣一群的左翼知識分子,他們在1960年代的運動高潮時期強烈地認同馬克思主義,但現在向了右轉,他們其中有拉克勞(Ernesto Laclau)、墨菲(Chantal Mouffe)和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就如拉克勞和墨菲斥責的所謂「階級主義」(Classism),他們認為社會不是由社會生產和階級對抗所形構的,而實際是由不同的、分散而多元的話語和習俗所形成的。他們由此得出結論:左翼對於既存社會,不要再想什麼以社會主義來取代,而是應該爭取一個更為民主的型式。

這並非一個純粹的學術爭論。在英國的柴契爾夫人對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發動攻擊的背景下,這加強了工黨的金諾克(Neil Kinnock)領導所要推動的路線,其最終導致布萊爾的誕生。伍德這書,發表在19841985年煤礦工人大罷工失敗之後,清楚地駁斥了後馬克思主義的論點,創造了一個兼具非化約性和激進的馬克思主義的生動案例。這書獲得了多伊徹紀念獎(Deutscher Memorial Prize)。

《從階級退卻》有幾方面,代表了伍德更為重大的成就。首先,即使她作為加拿大人和在多倫多的約克(York)大學教了多年的政治理論,伍德這書為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左翼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她花了不少的時間在倫敦,和交了很多朋友。

第二,她確定出,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的理論崩解後的其中變種,成為後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來源之一。1960年代的巴黎,阿爾都塞嘗試將馬克思主義與各種哲學流派進行調和,尋求融合語言和社會、以及將主體視為社會結構的作用。為此,阿爾都塞為後馬克思主義敞開了方便之門。伍德像哈曼(Chris Harman)在「國際社會主義」傳統裡的立場,她認為要維持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內涵,拒絕阿爾都塞的理論是必不可少的。她站在偉大歷史學家湯普森(Edward Thompson)的立場,捍衛馬克思主義的人道版本。但另一位歷史學家提供了伍德重要的理論參考點,她1981年發表《在資本主義下經濟與政治權力的分離》(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under Capitalism)的文章,強調了布倫納(Robert Brenner)作品的重要理論意義。

布倫納對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兩大廣泛具爭議的論題,取得了理論上的進展。首先,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歐洲初期的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階級鬥爭,對於資本主義初步在歐洲占了優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其次,關鍵轉變的發生——如英國例子——不是在城市或國際貿易的領域(如此前的一些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傾向認為那樣),而是以農業資本主義的關係在農村出現。

對布倫納其中的一個批評,如法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伊.布瓦(Guy Bois)所提出的,形容布倫納的理論為「政治馬克思主義」,其為「歷史的唯意志主義的版本,將階級鬥爭脫離於其他所有的客觀偶發事件」(譯按:作者這裡引用的伊.布瓦文章,少了「客觀」兩字,見Bernner Debate, p.1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但是,伍德卻接受了這個標籤,認為它代表了與那種將歷史化約為生產力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版本的決裂。

伍德指出政治馬克思主義有兩個概念。首先是要小心分析在特定社會裡普遍存在的財產關係的性質——粗略而言,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生產的社會關係,對於生產手段和勞動力的經濟控制形式而引致不同組類的階級關係。伍德對主流的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所持的批判立場,是他們缺乏辨識出對普遍存在於社會的不同的財產關係其所相異之處。

第二,伍德強調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她認為資本主義相比其他經濟體系有非常不同的邏輯。特別是,在跟隨布倫納的主張方面,她強調資本主義不能等同為市場的普遍存在。市場在許多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已經存在,但在那裡沒能形成生產。資本主義由以下的事實區別開來:資本家和工人只能透過在市場上的有效競爭而成功地再生產他們自已。這迫使資本主義企業不斷為提升勞動生產率而投資於技術的創新,從而降低生產成本。

伍德的一個結論:馬克思主義者一般地對人類歷史傾向推想出一種資本主義的非常特定的結構。因此,生產力的發展不是——如她的同胞加拿大哲學家柯亨(G.A.Cohen)所言——歷史發展的動力,而是特定存在於資本主義。此外,資本主義的特質是系統地將經濟從政治分離出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是透過「經濟之外的強制」手段——例如,封建地主對他們的農民施加的政治和司法的權力。

相反在資本主義,伍德在跟隨布倫納的主張上,稱之為工人的「市場依賴」導致他們向資本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而因此屈從於被剝削的狀態。結果,經濟和政治關係能夠在制度上互相分離開來(這在之前是不可能發生的)。

在此基礎上,伍德和那些受她影響的——因她出色的智力和她作為老師的氣質吸引其他人圍繞她而形成的鮮明學派——認為不止是資本主義是特殊的,即使圍繞它周邊並沒多許多類似的東西。所以,伍德否定意大利的城邦或近代初期的荷蘭是資本主義的。而決定性的改變,是1617世紀在英國出現的農業資本主義。而建基在「經濟之外的強制」的舊制度,已存在了一段長時間,因此,政治馬克思主義者否定17891794年的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的革命,而認為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要到更為晚後才普遍存在。

這是一種有力的、重新想像的歷史唯物主義。當然,這裡有許多的爭論。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哈曼、巴納吉(Jairus Banaji),則堅持商人的中心地位和世界經濟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在對待國家介入經濟方面,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趨向是視其為建基在「經濟之外的強制」的、前資本主義式財產關係的一種持久性的象徵,這觀點碰上當代資本主義的國家其非常活躍的角色時,則是如坐針氈。

但這種分歧比起伍德的原創性和多產性,顯得次要了。她作為一位學者,兼具分析上嚴謹和在歷史知識方面博學的特質,這些都在她的著作中令人印象異常深刻地展現了出來。或者,我最喜歡她的著作是《農民–公民和奴隸:雅典民主的基礎》(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伍德在此書裡批評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典型古代是建基在奴役之上的詮釋,她為此對雅典城邦提供了獨到的社會基礎的分析,並將一些大哲學家例如柏拉圖稱之為古代民主的階級敵人。

在她未完成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系列研究中,其中有兩卷問世了:《公民到貴族:古代到中世紀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會史》(Citizens to Lords: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和《財產與自由: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會史(Liberty & Property: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Renaissance to Enlightenment)。在政治哲學這塊領域,伍德作為一位訓練有素的政治哲學家,這裡當然是她的主場,但一位有影響力的知識界歷史學者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則占據了她這領域不少位置——尤其在她有關早期近代思想的第二卷著作裡。斯金納著名的是,他堅持理論上的文本必須置放於它們的政治對話脈絡中來理解,才能產生貢獻。

伍德相比斯金納的本質唯心主義的方法,進行更為徹底的語境主義(contextualism)的實踐,這裡指的語境是由話語和「語言情境」所組成。她理解的「政治思想的社會史」,是帶著更差異獨特的唯物主義方式來理解語境。伍德運用了她在發展馬克思主義對財產關係的理解中所鍛造出的銳利工具,以此來對主流歷史學家所提出的「現代性」、「共和主義」和「啟蒙運動」的粗糙擁腫的分類,進行了細緻的切割和剖析。因此,她拒絕像政治學家那樣的回應而視為一種無差別的「商業社會」的興起,而堅持(例如)有專制的法國和資本主義的英國兩者的不同路徑。

有人有時或會批評伍德這種識辨——這建基於她的政治馬克思主義來分析資本主義的興起——過於尖狹,致將歐洲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架設成彼此之間的距離過於迢遠。但人們仍然可以從她的論證之中,欣賞她對歷史的深邃理解和分析的洞察力。

伍德堅持:「政治思想的社會史所提出的問題,是在政治領域之外有關社會的進程、關係、衝突和鬥爭,它們如何形塑政治領域自身。」這裡沒有其它能比英國革命突出的時期更清楚地顯示出來,平等派(Levellers)的由人民民主改變的主張設下了問題的氛圍,其促使了霍布斯和洛克尋求一種有利於新興資本主義發展的回答。

她這方面的才能,在一些作品裡展示出更為直接的政治運用,例如在她的文章——《公民社會的使用和濫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Civil Society),對當代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的主要概念進行了拆解,以及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於2003年出版的《資本的帝國》(Empire of Capital)。

讓我以一個個人的記錄作為本文的結束。艾倫與我在有關理論的課題方面,在印刷文字上已有過多次的交鋒。她曾稱我為「嚴苛的批評者」。但多年前,我們曾一起在馬田.多伊徹(Martin Deutcher)(多伊徹和塔瑪拉(Tamara)的兒子)的家裡度過了一個晚上。馬田是位嚴重殘疾人士,終此一生都住在他父母的舊單位內,四週只有他父母留下的書籍、卷宗和照片。他邀請了艾倫和我到他家一起享用中式外賣的餐點。

我在這奇特的而略帶憂傷的場景,強烈地感受到艾倫的善良、耐性、熱情和人道。在我們離開到地鐵站的路上,我們同意這一晚是個對我們大家所有共同之處的回憶。這就是我怎麼都會記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