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1日

工人與祖國——《共產黨宣言》相關段落的筆記 羅斯道爾斯基(Roman Rosdolsky)

【烏】羅斯道爾斯基Roman Rosdolsky
翻譯:宋治德
譯者前言:



羅斯道爾斯基Roman Rosdolsky1898719-19671015),烏克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羅斯道爾斯基出生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西烏克蘭(Galicia)首都利維夫市(Lviv)。1920年代初加入西鳥克蘭共產黨,其後由於同情托洛茨基領導的左翼反對派,而被開除出黨。他後來完全信服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得勢、及其對德國納粹主義的政策所作的分析和批判,而加入烏克蘭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納粹德國佔領西烏克蘭期間被俘虜及送入集中營。二戰結束,羅斯道爾斯基從納粹集中營存活下來,移居美國。他移居美國後退出了政治活動,專注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而他一直視自己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學生,直至去世。

羅斯道爾斯基的重要著作,除了本文提到的《恩格斯和「沒有歷史」的民族:1848年革命的民族問題》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就是《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均在英語世界的左翼圈子產生重要的影響。另外,他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日子的回憶錄,亦被翻譯成英文。中國大陸已出版了《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的中譯本。

顧名思義,本文是討論《共產黨宣言》有關工人階級與他們祖國的關係。一直以來,《共產黨宣言》裡的「工人沒有祖國」這個斷言,產生不少誤解甚至被歪曲(其實早在馬克思、思格斯年代已經出現)。作者對此立場,他既反對不求甚解而將它作為一種教條,也反對從右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對它的曲解(包括來自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派,甚至後來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因此,作者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原典尋找答案,他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使用的兩個詞彙nationnationalité(在中文裡,除了一般稱為民族,也涉及國族、國民、公民、種族和族群等等不同的意思),按照他們對這兩詞的理解進行詞義上的分析和疏理。作者的論述特色嚴謹清晰,在掌握對馬克思和思格斯其著作的豐富知識的基礎上(他本身有參與編纂《馬恩全集》德文版的工作),對有關「民族」的概念條分縷析;並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就工人運動與民族問題、民族主義運動之關係,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本譯文譯自《法文馬克思主義文庫》(Les archives marxistes)網頁上載的法譯版本  Les travaileurs et la patrie : Note sur un passage du Manifeste Communiste。這裡稍加說明。文章原為德文,實際寫作年份不詳,但最早的英譯本是刊登於1965年《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雜誌(1965年夏季,第29期),估計大約與這段時期相去不遠。而法譯本(亦是直接從德文翻譯)刊載於《第四國際》19807-9月的季刊。譯者對照英譯和法譯兩個版本,發覺英譯本當中一些句子語焉不詳、甚至或有錯譯之處,而且還刪改了批評斯大林的一個註釋;而法譯本的意思較為清楚。所以選擇以法譯本翻譯成中文,但同時亦有參考英譯本。


內文
(一)

《共產黨宣言》裡討論無產階級與他們自己祖國的關係,有關段落這樣說﹕

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什麼他們要廢除祖國,廢除民族(nationalité)。

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原來沒有的東西。既然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national)主導階級,確立為民族(nation),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national),不過這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個意思。

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和世界市場的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一致化,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national)孤立性和對立性日益消逝下去。

無產階級的統治將更加快它們的消逝。聯合的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努力,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

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nation)對民族(nation)的剝削就會隨之而消滅。

民族(nation)內部的階級對抗一消失,民族(nation)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

(譯按:《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487-488頁,人民出版社。文章以下所引用的馬克思、思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和文章,譯者採用《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內的對應譯文,並標示其出處。)

而在以上段落的前幾頁,《共產黨宣言》說﹕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那麼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最初總是民族的(national)鬥爭。每一個國家裡的無產階級首先當然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譯按:同上,第478頁)

在社會主義的文獻引用這些段落已不計其數,通常是為了闡明工人運動對待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和沙文主義,應持否定的態度。但是,經常有種企圖是要淡化這些段落其語言表達的強烈色彩,甚至相反給予其民族主義的涵義。

我們舉出著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庫諾(Heinrich Cunow),作為一個例子。他在其《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的理論》(La théorie de Marx de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et de l’Etat)著作裡,討論了以上的段落。根據庫諾,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說的一切,就是﹕

現今(1848)的工人沒有國家,他沒有參與民族(nation)的生活,沒有占有其物質和精神財富的份額。但當有一天工人贏得政治權力和在國家、民族(nation)占領導的地位。然後,屆時可以這樣說(儘管他們的民族主義不同於資產階級的那種),他們自己構成了民族(nation),他們也將是民族的(national),和感受到民族的(national)。[1]

但庫諾的這種解釋[2]絆倒在《共產黨宣言》的一個短語上——「暫時」(encore)(譯按:字面意思為「仍然」、「迄今」)(「既然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確立為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這表明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兩者的整個世界觀是完全不同,而馬克思和思格斯亦不會期望無產階級永遠停留在「民族的」階段。

庫諾的解釋在改良主義陣營裡建立起他的學派;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黨的圈內也同樣採納了這種解釋。因此,維也納Stern-Verlag出版社(譯按:奧地利共產黨的出版社)於1946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裡的導言,說道:

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說:「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確立為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我們必須明白,恰恰是在我們這時代,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民族的階級,作為反法西斯、爭取民主的鬥爭中的民族骨幹力量。奧地利工人階級今天的奮鬥,透過建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和民主的奧地利,而贏得他們的奧地利祖國。[3]

這種解釋明顯不止是庫諾式的版本,甚至還比它走的更遠。我們可以在列寧的著作《卡爾.馬克思》討論《共產黨宣言》的相關段落,發現與這種用民族主義來解釋它的截然相反的說法:

民族(nations,譯按:此段皆為nations)是社會發展到資産階級時代的必然産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階級如果不「把自身組織成爲民族」,如果不成爲「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産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就不能鞏固、成熟和最終形成。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壘,消除民族隔絕狀態,用階級對抗代替民族對抗。因此,就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工人沒有祖國」,工人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工人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産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共產黨宣言》)。
(譯按:《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75頁,人民出版社。)

列寧的解釋,其內容雖然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本意,但他對「民族的」的解釋亦非令人滿意。這裡即時碰到的問題,因為《共產黨宣言》當無產階級即使後來贏得了政治統治,「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但列寧對工人階級「要成為民族的」說法,將它只應用在工人階級運動的開始,即工人階級還未進入「成熟」之前的階段。列寧進一步說,只有到了在一個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工人才比過往更不會有祖國。

由於上述所引的《共產黨宣言》的段落引起眾多的解釋,從而令人們試圖發掘其真正的涵義,本來不足為奇。但奇怪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段落成為了一種信條。因為,那些影響重大的綱領口號就是來自這些段落,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些想踐行它的人們可沒有完全理解其真正意思,尤其當中的「工人沒有祖國」帶來令人困擾的問題。當人們抱著堅定之心而重覆說寫這些表面看來簡單的口號,這比起要對它作出解釋、而其解釋又要符合社會黨(和其後的共產黨)的實踐(譯按:即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固然容易得多了。不幸的是,由於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實踐似乎越來越違背《共產黨宣言》作者的想法,令到「工人沒有祖國」成了空言……

(二)

那麼《共產黨宣言》相關段落的實際意思是什麼?為什麼工人階級是「沒有祖國」?為什麼當工人取得政治統治之後,他們仍然維持「暫時民族的」?要回答這些問題,看來我們必須先探討《共產黨宣言》裡與此相關的專門詞彙。

我們都知道,「nation」和「nationalité」兩詞並不總是和處處都是在相同的意義上使用。例如,在英國和法國,我們一般聽到「nation」通常是指主權國家的人口,而「nationalité」有時是屬於國家的公民/國民的同義詞,時而又指稱在人種–語言(ethnique-linguistique)意義上的社群(peuple人民)。但是我們(譯按:說德語的人)對這兩詞的用法都是指人種–語言意義上的社群。[4]

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在他們青年時期的著作)對以上兩詞幾乎總是遵循英語和法語的用法。據此,他們用「nation」主要指涉一個主權國家的人口[5](例外的情況是,也用於指涉「歷史上」的民族(peuples “historiques”),例如波蘭人,他們暫時被剝奪了自己的國家)。他們用「nationalité」指涉a)從屬於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國家(Staatsvolk[6],或是民族國家的條件、政治意涵上的民族[7];(b)在人種–語言意義上的社群。而「nationalité」幾乎等同為他們用來指稱「沒有歷史的民族」(peuples sans histoire)的唯一術語,例如指奧地利的斯拉夫人(捷克人、克羅地亞人、烏克蘭人等等)或者「孑遺的民族」(fragments de peuple)(例如克爾特人(Celtes)、布列塔尼人(Bretons)和巴斯克人(Basques))。正是這個「nationalité」的上述概念,與有自己「歷史」的民族(nation),形成鮮明對比,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專門詞彙的特點。我們舉一些例子,恩格斯於1866年致《共和國》(The Commonwealth)週報編輯說:

蘇格蘭山區的克爾特人和威爾士人,按其民族(nationitiés)來說,無疑地有別於英格蘭人,然而,誰也不把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的孑遺叫做民族(nations),同樣,誰也不會把法國布列塔尼的克爾特居民叫做民族(nations)。
(譯按:《工人階級與波蘭有什麼關係?》,《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175-176頁。)

還有1855年談奧地利的斯拉夫人的文章《德國與泛斯拉夫主義》:

奧地利的斯拉夫人分爲兩個集團:一個集團是由各民族(nationitiés)的孑遺組成,他們過去有自己的歷史,而現在的歷史發展是同那些與他們有不同種族和語言的民族(nations)聯繫在一起的。……因此上述這些民族(nationitiés)雖然全都住在奧地利境內,但未被承認爲已經形成了的不同的民族(nations)。  
(譯按:《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11卷,第220頁。)

在另一處(譯按:《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恩格斯說:
 
波希米亞和克羅地亞都沒有强大到足以作爲獨立的民族(nations)而存在。這兩個民族(nationitiés)都因種種歷史原因(這些原因必然使它們爲更强大的民族(races)所併吞)的作用而漸漸瓦解,它們要想恢復一定的獨立性,只有和其他斯拉夫民族(nations)(羅斯道爾斯基按:恩格斯這裡指俄羅斯)聯合起來。[8]
(譯按:《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8卷,第56頁。)

以上恩格斯致《共和國》週報編輯的文章的相關引述,其重要之處是從專門詞彙方面對「nation」和「nationalité」的概念作出了區分,包括闡明:「民族問題」(question nationale)和「有關民族的問題」(question des nationalitiés)之間的、「民族原則」(principe national)和「有關民族的原則」(Principe des nationalitiés)之間的差異和對立。恩格斯只同意第一個原則,大力反對第二個原則(譯按:即「前者是有『歷史的』民族」(nations),後者是「沒有『歷史』的、孑遺的民族(nationitiés)」)。

(眾所周知,馬克思和恩格斯錯誤地否認「沒有歷史的民族」的政治前途,如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等等。[9]

(三)

《共產黨宣言》同樣提供了一些使用這個有關「民族」的專門詞彙的實例。例如,它說當資本主義的發展破壞舊的「民族工業」(industries nationales)(譯按:同上,第469),這顯然指限定在某一國家領土內的工業。而在第二部份(譯按:〈無產者與共產黨人〉)結尾提及的「國營工廠」(fabriques nationales)(譯按:同上,第490),當然亦在相同的意義上來理解。

同樣,在段落:「原先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是由聯盟關係聯繫起來的,各有其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稅則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成爲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制、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統一的稅關的民族(nation)了。」譯按:同上,第470-471這裡「民族」(nation)(就如「民族的」(national))顯然指涉國家、自身擁有國家的民族(譯按:這裡可稱為國族),而不是在人種–語言意義上的民族(nationalité)。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無產階級的「民族的」鬥爭,它完全不是改良主義或新改良主義所想像的那樣(譯按:即階級聯盟合作的路線)。以下一段,清楚描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起源:

最初是個別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地方某一勞動部門的工人,同那直接剝削他們的個別資産者作鬥爭。……只要有了這種聯繫,就能把許多只在地方範圍內發生而性質又都相同的鬥爭匯合成爲一個全國性(nationale)的階級的鬥爭了。          
(譯按:同上,第474-475頁)

這裡,無產階級發動的「全國性」鬥爭(即發動鬥爭的範圍是整個的國家),直接等同於階級鬥爭。因為工人只有這種集中在全國範圍的鬥爭,才能使工人自身成為對抗資產階級的一個階級,並使這鬥爭具有政治鬥爭的性質。[10]

回到本文開首引述《共產黨宣言》的段落,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到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最初總是民族的」鬥爭,他們明顯的想法是發動這場鬥爭起初是在國家的範圍之內,其建基於這個清晰的立場:「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首先當然必須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繼而無產階級「上升為民族主導的階級,確立為民族」[11]。這裡表達的意思非常明確:無產階級必須首先在現存的國界內,先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才能上升為國家的主導階級。這就是為什麼無產階級「暫時還是民族的」、而又「不是資產階級理解的那個意思」。資產階級的目標就是人民之間在政治上分離,以及剝削國外的民族。相反,勝利的工人階級從一開始,會致力消除國內民族之間互相的敵對和對抗。工人階級透過自身的領導權創造條件,使「民族內部的階級對抗消失」,同時亦使到「民族內部的敵對關係也隨之消失」。

只有從上述這角度,才能了解青年恩格斯所寫的「廢除」或「消滅」民族(nationalité)的意思,他不是主張廢除現存在人種–語言意義上的社群(這是荒謬的﹗),而是相反指消除人民之間的政治分離狀態[12]。套用《共產黨宣言》的話,在這樣一個社會,「公眾的權力失去它自己的政治性質」(譯按:因為「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同上,第491頁。),亦不會為各自處於獨立狀態的「民族國家」留有一席之地,這樣國家便會消亡。

(四)

探討《共產黨宣言》裡的專門詞彙,有助釐清它們的真正意思。上述的討論已經證明,此前人們對其中主要就「nation」和「nationalité」的相關段落的解釋在政治意涵方面產生的矛盾,尤其是庫諾完全武斷和詭辯的解釋。他嘗試從《共產黨宣言》裡推導出特有的「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及將工人階級運動的國際主義精神化約為各國人民之間的國際合作的願望。[13]

不過,亦有人們批評《共產黨宣言》得出一些結論:它鼓吹無產階級對待民族問題和民族運動所採取的「虛無主義」(nilhilisme)、和冷漠的態度。這裡需要重申:《共產黨宣言》說到「工人沒有祖國」,「祖國」是指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而不是指在族群意義上的民族。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人沒有祖國」的意思:工人必須將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視為壓迫他們的機器[14]。但即使當工人階級取得政治權力後,而建立起不同的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亦一樣是(在政治意涵上)「沒有祖國」。因為這些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是代表通往未來無階級和無國家的社會——它不能在一國、只能在國際範圍內建成——的一個過渡階段。

因此,人們指責《共產黨宣言》對民族問題作出了「冷漠」的解釋(尤其在「正統」馬克思主義者[15]圈子是常見的情況),是不能成立的。當然,如果對民族問題採取「冷漠」的解釋,會對社會主義運動造成了一些(有時甚至加劇了)損害。不過,它其實反映了——儘管以一種扭曲的表達方式——源自革命工人運動固有的世界性傾向[16],其為:渴望克服民族之間的界限、民族之間的區隔和人民之間的對抗。從這意義上而言,它比伯恩斯坦、庫諾及其一夥人的那套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解釋,更為接近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宣言》的原意。

  

註譯:



[1]. 《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的理論》(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Ilschafts- und  Staatatheorie, vol. 2, p.30.

[2]. 庫諾並非首位以此方式來解釋《共產黨宣言》。像其他改良主義者的炮製一樣,這也是來自於修正主義之父伯恩斯坦。在伯恩斯坦的文章《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土耳其的糾紛》(La Social-démocratie allemandé et les Trouble de Turquie)(Neue Zeit, 1896-7, no.4, pp.111ff)裡說:「無產階級沒有國家的說法,要修改為:什麼時候和到什麼程度,能以全面的公民身份參與他國家的政府和立法機構,並根據自身的意願改變其國家的制度。」

(譯註:《共產黨宣言》法譯本的encore,英譯本的so far,均具有到目前為止、仍然的意思,而中譯本用「暫時」更突出無產階級不停留在「民族的」階段這層意思,所以譯者沿用這個譯法。)

[3]. 但是,奧地利的工人階級應該在他們的祖國(勝利盟軍強加給他們的),為了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導言的作者顯然全無這種想法。

[4]. 考茨基對此的說法:「民族(nation)的概念同樣難以界定。不能降低這個困難的事實是,同一個詞可指稱兩個不同的社會型態,而兩個不同的詞又可指稱同一個社會型態。在西歐,由於其古老的資本主義文化,國家的人民感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那裡,國家的人口被稱為民族(nation)。在這個意義上,譬如說,我們講的是比利時民族(nation belge)。再往歐洲更東部的地區看,在一個國家裡有眾多的、不想從屬於它的人口的部份,他們構成自身的民族社群。他們同樣被稱為nationsnationalitiés,這適宜只使用後者來稱呼他們。」《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vol. 2, p.441.)

[5]. 這與魯曼(Fr.Naumann)所給予的定義有緊密的關連。他說從政治意涵方面,「一個國家的整體的公民為其民族(nation)的特徵……尤其在一個文明國家,其主要的人口構成其民族(在這用語真正的和原本的意義上),或是……在正確的意義上它似乎能夠創立一個民族。」《人民和民族》(Volk und Nation,1888

[6]. 馬克思於1843年寫道:「在法國和英國,問題是政治經濟學或社會對財富的控制;在德國卻是國民經濟學或私有財産對國家(譯按:nationalité中譯本譯為國家,亦可用民族國家)的控制。」(《〈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第457頁。)Nationalité在這裡肯定不是指在人種—語言意義上所構成的民族。

[7]. 比較馬克思於1848222的演說《論波蘭問題》:「三國強權(羅斯道爾斯基按:即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和時代並駕齊驅。1846年,因為把克拉柯夫歸併給奧地利而剝奪了波蘭僅存的民族獨立(nationalité)……。(《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34頁。)這裡的「nationalité」,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其它許多的段落一樣,是指政府。

[8].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8卷,第56頁,人民出版社。

譯按:作者提到恩格斯的上述引文,有關fragments de nationalités或英文的remnants of nationalities,《馬恩全集》中文版譯為「殘餘的民族」,帶有貶義,譯者一概改為「孑遺的民族」。

[9]. 見本人著作:《恩格斯和「沒有歷史」的民族:1848年革命的民族問題》Fr. Engels und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losen” Völker, 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ol. 4, pp. 87-282英譯本: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lolution of 1848, Critique Books, 1986.

(譯按:作者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沒有歷史」的民族——尤其指當時奧地利境內的斯拉夫人——的政治前途作了錯誤判斷,其實應為恩格斯而非馬克思。)

[10]. 可比較《德意志意識型態》裡所說:「由於資産階級已經不再是一個等級,而是一個階級了,因此它必須在全國範圍內而不是在一個地區內組織起來,並且必須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種普遍的形式。」《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70頁。

[11]. 《共產黨宣言》1888年的英譯版本,經過恩格斯同意的譯本,將「民族的階級」(class nationale)改為「民族主導的階級」(leading class of the nation)。

[12]. 沿著這思路,恩格斯在1846年寫道:「只有無産者才能够消滅各民族(nationitié)的隔離狀態,只有覺醒的無産階級才能够建立各民族(nation)的兄弟友愛。」(《在倫敦舉行的各族人民大會》,《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666頁。)同樣,在《德意志意識型態》,無產階級被稱為「已經成為現今社會的一切階級、民族(nationitiés)等等的解體表現……民族(nationitié)的獨特性已經被消滅。」(同上,第78頁及68頁)

[13]. 庫諾對《共產黨宣言》的最徹底的扭曲,可從引述他書(譯按:《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的理論》)裡下面這段話看出:「如果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呼籲而推導出馬克思會認為工人是處身於民族的(national)社群之外,這是完全不合理的。這好比呼籲『記者、醫生、語言學家等等在國際協會之下聯合起來,開展你們的工作』而得出相同的謬論:這些專業協會的成員不該感到要與他們自身的國家民族有所連繫。」(同上,vol.2, p.29)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內,引述德國工人黨的綱領第五點:「工人階級爲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現代民族國家的範圍內進行活動,同時意識到,它的爲一切文明國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種意圖必然導致的結果,將是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

馬克思的回應是:「同《共産黨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會主義相反,拉薩爾以最狹隘的民族觀點來對待工人運動。有人竟在這方面追隨他,而且這是在國際的活動以後!爲了能够進行鬥爭,工人階級必須在國內組成爲一個階級,而且它的直接的鬥爭舞臺就是本國,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階級鬥爭不是就內容來說,而是像《共産黨宣言》所指出『就形式來說』是本國範圍內的鬥爭。但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範圍』,例如德意志帝國,本身在經濟上又處在『世界市場的範圍內』,而在政治上則處在『國家體系的範圍內』。任何一個商人都知道,德國的貿易同時就是對外貿易,而俾斯麥先生的偉大恰好在於他實行一種國際的政策。而德國工人黨把自己的國際主義歸結爲什麽呢?就是意識到它的意圖所導致的結果將是『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這句話是從資産階級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裡抄來的,它應當被當做各國工人階級在反對各國統治階級及其政府的共同鬥爭中的國際兄弟聯合的等價物。這樣,關於德國工人階級的國際職責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哥達綱領批判》,《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25-26頁。)

[14]. 馬克思在他筆記摘引布里索(Brissot de Warville)的一段說話:「那些希望在未來為全體人民創辦教育的方案,可以得到一種觀察:當四分之三的人是身無財物,不會帶來好的結果。沒有財產,人們不會有祖國。沒有祖國,所有人反對每個人,而每個人必須武裝起來反對所有人……在資產階級社會,有四分之三的人過奢侈的生活,就有四分之三的人沒有宗教、道德、和要效忠的政府。

譯按:此段引文在英文版及中文版的《馬恩全集》找不到相關出處(《馬恩全集》沒有出版法文版),而本文英譯版本譯註所標示的《馬恩全集》德文版的出處(MEGA,vol.6,p.617),譯者託在德國的朋友查找後,亦沒有相關出處。

[15]. 「……『正統派』(譯按:俄羅斯的新康德主義者給馬克思主義者的帽子),使用這個用語時决不能忘記,這個用語是論敵在論戰中提出來的,『正統派』並不拒絕一般批判,而只是拒絕折中主義者的『批判』。」(《非批判的批判》,《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84頁。)

[16]. 自斯大林的統治開始,「世界主義」(Le cosmopolitisme)被打成為資產階級最壞的惡習的同義詞。但恩格斯於1874912-17日給佐爾格(F.A.Sorge)的信裡說:「無產階級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643頁)所以,我們寧取思格斯的解釋而扔棄斯大林和他後繼者的版本。

2015年3月11日

為21世紀社會主義組織起來—反思列寧主義的歷史與未來

保羅.勒布郎(Paul Le Blanc

   毛翊宇   宋治德 校訂




下面的內容,來自201368,保羅.勒布郎(Paul Le Blanc)在「為21世紀社會主義組織起來」(Organizing for 21st century socialism)雪梨研討會上的,這場研討會由「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Alliance)主辦。

我的報告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我將解釋為什麼列寧主義仍然值得討論,這不只是為了瞭解過去的歷史,就在此時此刻的21世紀,更是為了幫助我們改造當下的世界。我也將說明,當我使用列寧主義這個詞彙時,所指究竟為何,然後我會觸及一些歷史上的爭議問題,針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而能啟發我們,如何在今日的政治活動中運用這個思想傳統。第二部分,我將提供一些想法,關於未來我們應該如何在實際政治中應用列寧主義,並對這一思想傳統做出貢獻。

列寧主義的意義和價值

在這個激情和騷動不安的時代,社會運動者們忙於梳理自己的經驗,針對這種經驗而蒐集關於現實的有用訊息,並且從那些被稱為革命者的前人身上,吸收想法和學習其典範。有鑒於此,對列寧主義傳統的瞭解也是不可或缺的。

這不是因為從逝去已久的革命者身上學習,便可以告知我們通曉所有必備的知識:建立起政治組織、發起運動和抗爭,最後創造革命。列寧以及他的同志,所處的時代與我們非常不同,不論是政治、科技和文化,都與我們的時代有極大差異,況且,列寧當然也做過一些錯誤的判斷,他不像我們再能從這些錯誤當中學習了!

有必要從列寧主義那裡學習的原因在於,列寧和他的同志在與資本主義的壓迫、毀滅和暴力而戰鬥時,留下了非常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實踐經驗,這些經驗曾經產生過有力的影響,幫助勞動者和被壓迫者贏得大大小小的勝利。然而,如今資本主義依然存在,勞動階級也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資本主義壓迫也繼續存在。這正是為什麼諸如佔領運動、阿拉伯之春、反財政緊縮等群眾運動輪番興起的原因。既然如此,重新思考列寧反抗資本主義的戰略,並不是沒有意義。

對部分左派人士而言,將列寧自己的思想與俗稱的「列寧主義」對立起來,已經司空見慣了,但我不同意這樣做,我會花個幾分鐘的時間說明原因。

當然,「列寧主義」並不只有一種版本。斯大林(Joseph Stalin)在他那本成書於1924年、且流傳廣泛的著作《列寧主義的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Leninism)裡寫道:「列寧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宣稱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那麼對於列寧所說過的話,你就不能質疑而只許接受。這種唯我獨尊式的表述,值得和其他版本的詮釋做比較,我們可以參考列寧另外三位同志的意見,他們是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和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歷史學家羅伯特.塔克(Robert C. Tucker)在他那本傑出的斯大林傳記裡指出,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視列寧主義為恢復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傳統,或將馬克思的思想應用於俄國的現實情況。正如塔克的解釋,托洛茨基更提出警告:「任何將列寧主義教條化的舉動,都與列寧主義本身非教條的、富於創造力的、具批判性格的精神格格不入。」反觀斯大林的說法,「列寧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卻將列寧的思想當作唯一真確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寫於1924年的小冊子,塔克恰當地形容為:「以教義的問答風格和權威的口吻」所炮製而成的簡縮體系的版本。

講到這個,就不得不提起一篇1977年的精彩文章〈斯大林、列寧與「列寧主義」〉(Stalin, Lenin and “Leninism”),作者是瓦爾德蒂.格拉塔納(Valentino Gerratana),一位對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研究有重要貢獻的學者。在文章裡,作者強調:「當列寧還在世的時候,即使由於他擁有可觀的個人影響力〔這當然與他的思想特質和出色的政治實踐有關〕,卻從來沒有被視為絕對正確的權威來源」,爾後絕對正確、不容質疑的權威來源的「列寧主義」是被人為地建構出來的,此種不能被質疑的「列寧主義」版本讓自稱代表它的人獲得極大的權力,斯大林就這樣以列寧主義的名號作為幌子,成功地摧毀了真正的列寧主義,為自己的獨裁統治鋪路。格拉塔納轉述了對斯大林的激烈批評者、共產主義反對派成員里奧廷(M.N. Riutin1930年代早期寫下的話:

將列寧的思想化約成體系化、濃縮化的形式,並建構為一套已完成的理論的做法,不僅排除了列寧思想中的偶然因素,更將列寧思想的最終結果從其產生的過程之中割裂出來,以及伴隨著思考過程所必經歷的搖擺、疑似、錯誤和修正。我們必須認知到這個事實,列寧的思想是以未完成的形式存在著,當他苦心孤詣的思考著新方向時就中斷了。因此,他的繼任者們的整個計劃〔人為地建構「列寧主義」〕,從一開始便其實是在玩弄騙人的把戲。

列寧同樣受到其他同代思想家的影響。就如列寧研究者拉爾斯.立(Lars Lih)所稱列寧是「最傑出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份。自我封閉版本的「列寧主義」教條與列寧本人思考政治的方法南轅北轍。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說列寧推動了一套獨特政治取向和思想體系的發展,值得我們特別留意,為了討論上的方便,不妨稱為真正的列寧主義

列寧思想的出發點非由他獨創,與馬克思(Karl Marx)、考茨基(Karl Kautsky)、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等人並無不同,列寧相信社會主義的理論及實踐必須和勞動階級的運動緊密相連,只有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目標的變革,才能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並免除壓迫,社會主義代表經濟由社會全體公有和民主管理,為了所有人的需求進行生產。

這個基本大方向是列寧眾多所言的基礎,就是這些思想構成了列寧的「列寧主義」。我在編纂名為《革命,民主,社會主義》(Revolution, Democracy, Socialism)的列寧文選時,曾經試著呈現列寧政治思想的廣度。它們包含了勞工運動的方方面面:階級意識和文化,工會,改良的社會運動,改良與革命的關係,選舉鬥爭,建黨戰略,聯合陣線,跨階級聯盟(尤其是工農聯盟),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鬥爭的交互作用,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方法,等等。

當共產國際成立於1919年時,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式與當時大多數公認的馬克思主義者有所不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與其他派別的區隔,是拒絕與資本家階級和工會官僚妥協,並決心如列寧著作中所闡述的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路線進行到底。這表示列寧和他的同志在俄國建立的政黨組織,與考茨基作為其中一員的社會民主黨類型的政黨之間,存在關鍵的不同要素。尼爾.哈丁(Neil Harding),拉爾斯.立(Lars Lih)和奧古斯特.尼米茲(August Nimtz)等研究者都強調,列寧的思想與馬克思之間有深刻的一致性,在這個脈絡下才能理解列寧思想的豐富性。就連德國社民黨內的修正主義者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都曾對哲學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說過:「你知道嗎?馬克思本人有強烈的布爾什維克傾向!」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列寧的思想和政治活動必須放在他的同志和其他思想者的脈絡下,才能適當地理解。將列寧視為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唯一代表,而非諸多優秀同志中的一員,無助於瞭解列寧思想的理路,更不符合歷史事實。我們當然可以說列寧是當中的佼佼者,但絕對不應該把他的同志視為一群應聲蟲和無足輕重的小人物,這是荒謬的。在我們這些立足於托洛茨基傳統的人當中,有個十分不好的傾向,那就是把除了列寧以外的布爾什維克都當作庸才,他們沒做出正確的判斷,也沒有老老實實地向「老師」列寧看齊。

以為可以用這種方式理解一場革命,或相信這種模式可以建立起一個有行動力的革命組織,都極為不恰當。

對那些批評將列寧拱上至尊地位的人而言,季諾維也夫(Gregory Zinoviev)和加米涅夫(Lev Kamenev)是兩個很好的箭靶。拉爾斯.立則不同,他是致力於反對這種態度的人中最突出的。他在與班.路易斯(Ben Lewis)合編的《季諾維也夫與馬爾托夫:赫勒大會的激辯》(Zinoviev and Martov: Head to Head in Halle)裡幾乎毫不保留地為季諾維也夫辯護,他說:「盧納察爾斯基(Lunacharsky)的兩個評論在我看來說得很對,他稱呼季諾維也夫『是個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本質有深入理解的人』,同時更是一個將『滿腔熱情』奉獻給黨的人」,拉爾斯補充道,季諾維也夫「在思想上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深信不疑,但仍有部分民粹派色彩。」這些評論並不表示季諾維也夫不曾犯錯,許多與他共事的革命者都指出過他的錯誤,例如阿爾弗雷德.羅斯默(Alfred Rosmer維克多.塞爾日(Victor Serge安格里卡.巴拉巴諾夫(Angelica Balabanoff)等人,然而過度聚焦於此卻有失公允,因為這些缺點只構成了季諾維也夫作為革命者的一部分。

拉爾斯.立也為加米涅夫打抱不平,在1917年,加米涅夫一度是被列寧所嚴厲批評的對象,當時他被斥為食古不化的「老布爾什維主義」。幾年前,拉爾斯.立在《俄國歷史期刊》(Russian History)發表了一篇挑戰主流想法的文章,題為〈老布爾什維主義諷刺的勝利:19174月的爭論及其脈絡〉(The Ironic Triumph of Old Bolshevism: The Debates of April 1917 in Context),拉爾斯.立不認為列寧在19174月時就順利地將黨導向為十月革命做準備的路線,他寫道「當時加米涅夫似乎認為自己在這場爭論中勝過了列寧」,而且拉爾斯.立認為事實與加米涅夫的看法相符。一個人無論同不同意拉爾斯.立這種解讀,不會影響評價加米涅夫為革命帶來了正面的貢獻。

我更傾向於列寧優秀的革命同志兼親密伴侶克魯普斯卡亞(Krupskaya——她本身也是敏銳的革命家——對列寧的詮釋,她親身經歷而寫的回憶錄——《回憶列寧》(Reminiscences of Lenin)裡可以看出列寧在1917年初的想法:「毫無疑問,即將到來的革命會是場無產階級革命,用更精準的話來說,是場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未來事態的演變,勢必讓人們看清兩件事,第一,只有嚴酷的鬥爭和內戰,才能把人性尊嚴從資本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第二,只有階級意識明確的無產階級,才能夠領導被壓迫的窮苦大眾。」

克魯普斯卡亞這樣形容《四月提綱》的發表:「列寧耐心地解釋當前的任務為何,在他寫下的提綱裡,列寧評估了情勢,明確訂定了須為之奮鬥的目標,以及為達目標應採取的方法。其他同志們此時仍然有些落後,許多人認為伊里奇(譯者按:列寧的暱稱)的態度過於頑強,而且現在遠不是談論社會革命的時候。」她還記述了當時列寧的提綱登載在布爾什維克機關刊物《真理報》(Pravda)上的情形,在文章下面緊接著加米涅夫的文字,「聲明他並不同意這份提綱,加米涅夫的文章強調這份提綱只是列寧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真理報》或中央委員會的立場。加米涅夫聲稱,當時列寧的提綱並沒有被布爾什維克的黨代表們接受,黨代表們接受的是中央委員會的決定。」

克魯普斯卡亞總結道:「一場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內部鬥爭開始了,但它並沒有持續很久。」一個禮拜後,列寧的立場在布爾什維克當中贏得了多數支持。這個版本的說法與其它許多見證者所述一致,這些人包括孟什維克尼古拉.蘇哈諾夫(Nikolai Sukhanovc拉裴爾.阿布拉莫維奇(Raphael Abramovitch),立場由孟什維克轉向布爾什維克的亞歷山德拉.柯倫泰(Alexandra Kollontai),以及立場由布爾什維克轉向孟什維克的伏丁斯基(W.S. Woytinsky)。

按照拉爾斯.立對這場爭論的敘述,當中有三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值得多加注意。第一,當列寧對政治問題的看法與黨的領導集團相衝突時,他不會感到被「民主集中制」某種僵硬的觀念限制自己自由表達觀點的權利。對列寧來說,堅持革命原則永遠比維護組織內部的和諧重要,這是他對民主集中制和革命組織的概念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第二,同志彼此之間在黨的機關刊物上就重大問題進行公開辯論,這在早期布爾什維克的列寧主義而言,絕對不陌生。在拉爾斯.立最近撰寫的一篇文章裡,引用了布爾什維克組織者弗拉基米爾.涅夫斯基(Vladimir Nevsky)所寫的1925年布爾什維克黨史,這些文件告訴我們,民主集中制代表「完全的民主」,裡面還寫到黨在1917年時「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生活充滿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氣息」,且「可以暢所欲言,生氣勃勃地交換各種意見」,一切都在「沒有任何官僚態度的情形下做事,總之,全部成員都積極參與組織內所有事務。」

第三,加米涅夫為之辯護的「老布爾什維主義」,是全黨集體發展出來的既定路線,雖然列寧現在反對它,但這個路線過去是列寧和其他同志們共同的立場。不論是布爾什維克或孟什維克一翼的俄國社會主義,都認為等待著俄國的將會是場「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初步階段。但是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活動更多地建基於進擊的階級鬥爭路線上,朝向組成不與資本家階級妥協的工農聯盟,與傾向和資本家階級結盟的孟什維克越來越水火不容。不論是列寧的《四月提綱》還是「老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路線,其實兩者都是從全黨過去多年不斷成長的集體政治之下而形成的共識,不是建基於對革命領袖權威的盲目服從,正因為列寧的意見符合布爾什維克的階級鬥爭路線的轉變,所以在1917年迅速贏得在黨內的辯論。

共產國際

談到列寧主義,今日各路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們,對它某個方面持負面看法。就是它不容忍宗派主義的特徵被當作是列寧和他的同志在建立共產國際時的中心思想,當季諾維也夫在19191926年擔任共產國際主席時更走向極端的發展。有些批評者對這個時期形成的列寧主義將之貶斥為「季諾維也夫主義」。但平心而論,這些飽受批評的其實確是列寧的政策,尤其是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項條件》。

這份在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通過的文件,起首有個重要的說明。由於俄國革命成功帶來的聲望,共產國際在越發激進的各國勞動階級之間廣受歡迎,因此吸引了許多其實不認同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政黨,這些政黨中尤其有些仍受到與第二國際相聯繫的改良或半改良主義的領導的羈絆。對共產國際而言,這代表有「被立場搖擺、三心二意的政黨沖淡革命色彩的危險,上述政黨尚未跟第二國際的意識形態決裂。」而正是第二國際的意識形態,導致向帝國主義發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屠殺和對革命者鎮壓的投降。

為了避免被這種改良主義有害的意識形態削弱自身領導,共產國際訂下了非常嚴格的加入條件,排除了著名的改良主義社會主義者們,堅持加入的政黨必須嚴守組織紀律,且不得與第二國際領導下的政黨與工會有所牽連。

有些批評者以此攻擊列寧和共產國際,將他們當作極權的化身。這種忽略當時歷史脈絡的態度,完全無視《二十一項條件》產生的背景,以及共產國際草創時期諸多革命者的奮鬥。約翰.里德爾(John Riddell)和他的同事們對此進行了工程浩大的研究,這些研究包含了共產國際的革命者如何與其他黨派建立聯合陣線,為克服宗派主義作出了貢獻。這證明上述對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批評是膚淺的。

我並不是說《二十一項條件》是完全正確不可批評的。為了給予它正確的評價,無論如何也必須認真看待當初那些條件被採用的理由,而在歷史的那個當下,這些條件可能比反對者所認為的更有合理性。

來到這部分的最後一點。不論是共產國際、第二國際甚至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當時所面對的具體情況已經距離我們非常遙遠。就某些方面來說,我們超前它們許多,但在另外一些相當重要的地方,這三個過去的社會主義國際的社會主義者更勝我們。我們仍然可以從列寧主義的傳統中學到很多。但必須以富批判精神和創造力的方式將它應用在我們所面對的特定情況。這種態度是列寧政治方法的核心。

當今時代的國際主義

現在我將進入報告的第二部分,一些為了在21世紀建立社會主義,應該如何運用列寧主義並對其作出貢獻的想法。

去年我在倫敦做了一個簡報,內容是關於如何在美國推動建立一個革命的政黨。我仍然認為我當時表達的想法是正確的,但當時有一名女同志作出了非常好的批評。我當時的想法,關注的是美國的具體情況,我還是覺得運動須以當地活動和各國國情為依歸,但同志的批評也很正確,我的分析缺乏國際層次的面向,我不得不承認這是個很大的弱點。我是有談到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問題,但也僅止於此而已。

對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國際主義不光在理論或口號上宣稱支持其他國家的工人和被壓迫者,它意味著當我們在分析每個國家的政治問題,都必須瞭解資本主義是個全球體系,且我們在行動上也應該嘗試更多有創意的方式,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互動,一同反抗壓迫和追求經濟公義,不論勝利或挫敗,發生在一個地方的抗爭都會為世界上其他地方帶來衝擊。從一個地方學到的教訓,能夠為其他地方的抗爭帶來非常有用的助力。來自別處的經驗,不但能夠激勵我們,更能夠提供我們洞見,以便擬定我們面對自身問題的對策。在里德爾和他的同事對共產國際草創時期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上述國際主義原則在列寧時代的重要性。在我們這個更加全球化的時代,在當下和可見的未來,勞動階級的跨國組織和團結必將成為擊退資本霸權、並終結它的關鍵策略。

近來,澳洲的革命者們對國際主義的發展的貢獻走在前沿,比方說組織了今天的討論會,以及架設了《連結:社會主義復興國際期刊》(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這個網站。早期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也在全球群眾運動高漲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透過網際網路,來自世界各地的訊息互相傳遞,通訊更加快捷,助長了更多資訊的生產。我認為,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們,應該更積極地尋找方法,促成各種網路或面對面的合作、交流,讓分散各處卻互相關聯的運動能互相合作。革命國際主義不能只是口號,它應該成為我們活動的重心。

從政治小團體向群眾政黨的轉變

如何讓社會主義小團體發展成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政黨和運動,是許多革命者面對的挑戰。我們當中為數不少的人都認為,將自己的小團體當作群眾革命政黨的核心或雛型,這種心態是很糟糕的。當群眾政黨形成時,勢必納入來自廣泛階層的成員,而不是靠少數幾個團體結合就能夠產生,這些來源廣泛的人們,可能從未隸屬任何團體,過去也不曾以社會主義者自居。這些群眾政黨的新血,將成形於無數的鬥爭經驗,以及結合勞工文化和激進政治傳統的想法、討論和創意行動。一個真正的、符合列寧構想的革命政黨要建立起來,只有當勞動階級中存在一個有實質影響力、有階級意識的先鋒階層時,才是可能的。我們革命社會主義者的主要任務,是儘一切我們所能,透過群眾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與其他進步人士真誠合作,唯有如此才能促進這個先鋒階層的形成,為將來建立一個群眾革命政黨創造條件。

很顯然的,現存的社會主義小團體應該盡可能彼此合作,以求共同整合為一個更大的革命組織。有時候不同團體間的原則差異不大,此時整合就是個很自然的過程,以便將來在為建立真正的群眾革命政黨創造條件時更有力量。但也有時候團體間的差異之大,使得融合困難重重甚至根本不可能,團體之間可能對創建革命政黨的方式和時機有不同意見,也可能對與資本家階級政治力量的連繫的看法有分歧,甚至對民主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認知不一。這些基本方針的差別,都意味著組織上的統一不太可能,縱使在這種情形下,不同團體間卻仍然有列寧所謂「團結戰鬥」的可能,有時也可以直接採取聯合陣線的形式。

當俄國正掀起1905年起義浪潮之時,列寧反對將所有政治團體消弭彼此差異,統合成單一組織的號召。「為了革命的利益」,他寫道,「把各種意見主張不同的團體、流派,揉和在一起導致一團革命的混亂,這絕對不是我們的理想。」他認為過去許多「過於急躁而且準備不足的整合實驗」,試著「把各種太過異質的元素混在一起」,最後往往什麼成果也沒有,只得到了「彼此間無謂的衝突和痛苦的失望。」反觀之,如果不同的團體之間聚焦在某項爭取民主權利或經濟公義的具體抗爭,並著眼於如何取得確實的成果,那麼要在彼此之間就一項即時目標達成共識便沒那麼困難。只要彼此間在立場上仍有重大差異,列寧堅持「我們應該各別向自己的目標邁進,但我們也可以在某些時刻共同進攻,尤其是此時此刻」這場革命風暴之中。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實際運動的經驗有可能消除彼此的歧見,這對不同團體之間的整合很有助益。在俄國革命進程中就有這樣的經驗,除此之外我們還能找到很多其他的先例。

澳洲今日的情勢,讓一些團體有可能超越「團結戰鬥」,嘗試走向組織上的統一,這應能加強革命社會主義者的力量。這是個非常讓人振奮的挑戰,在眾人的熱切關注之下,它將為我們帶來寶貴的經驗,並且為其他國家的革命者提供寶貴經驗。

靈活性的原則

與上述議題有關,我們還應該提到列寧的方法論另一個重要成分,他對基本原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其明晰性的堅持並將這些基本原則的靈活應用結合一起,即使許多熟識也嚴厲批評列寧的孟什維克黨人,對於列寧極度不願在他人面前展現其學識、而熱衷於向他人學習的性格印象深刻,列寧尤其樂於向同儕革命者、進步人士、工人和農民學習。他深知傾聽和學習那些願意同他人分享看法的人的重要性,知識的發展是具有互動性和集體性的。他甚至向他政治上的對手學習,英國的自由派人士霍布森(J.A. Hobson)的著作,深深影響了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則影響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持民粹派立場的社會革命黨人也讓列寧十分激賞,以至於原封不動地照搬了他們的土地綱領,而當1905年革命時,面對有些寧願唱革命高調卻不在乎實際工人鬥爭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列寧這樣斥責他們:「我的老天,你們真該向孟什維克學學!」

就許多方面來說,列寧的理論取向都不是封閉的體系,我們可以稱之為開放的馬克思主義。列寧視理論為行動的指南,而且強調現實跟理論相比,總是更為複雜、變動和色彩斑斕,因此理論必須對應現實不斷發展,將實際政治鬥爭的經驗納入其中。唯有這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才能讓我們了解當今如此多變的資本主義,以及形形色色、時時變遷的勞動階級生活經驗。今日的勞動階級已不像過去那麼單純,在職業種類和工作形態上都有很大的改變,一些過去不被認為屬於「勞工」的職業,很多正在日益無產化。階級的形成與族群、種族、性別、宗教和文化亦脫不了關係。善用列寧的方法,可以讓我們更加理解全球化帶來的最新動態,以及認知到一般被稱為「認同政治」的諸多議題,其與階級政治其實是密不可分的。下面是一段列寧在《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的經典段落,值得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此提醒自己:

社會民主黨人的理想不應當是工聯書記,而應當是人民的代言人,他們要善於對所有一切專橫和壓迫的現象作出反應,不管這種現象發生在什麼地方,涉及哪一個階層或哪一個階級;他們要善於把所有這些現象綜合成為一幅警察暴行和資本主義剝削的圖畫;他們要善於利用每一件小事來向大家說明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義要求,向大家解釋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世界歷史意義。

這段一百多年前寫下的話,如今看來依然正確。

民主的核心地位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兩年,列寧就在他的著作裡強調,民主的核心地位與勞動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是契合的。這裡也同樣值得大幅引用列寧(譯者按:出自列寧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和民族自決權》一文)的文字,可以讓我們更明白該如何在21世紀為社會主義而作的鬥爭:

無産階級只有通過民主制,就是說,只有充分實現民主,把最徹底的民主要求同自己的每一步鬥爭聯繫起來,才能獲得勝利。把社會主義革命和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同民主問題之一(在這裡是民族問題)對立起來是荒謬的。我們應當把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同實現一切民主要求的革命綱領和革命策略結合起來;這些民主要求就是:建立共和國,實行民兵制,人民選舉官吏,男女平等,民族自决等等。只要存在著資本主義,所有這些要求的實現只能作爲一種例外,而且只能表現爲某種不充分的、被扭曲的形式。我們在依靠已經實現的民主制、揭露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不徹底性的同時,要求推翻資本主義,剝奪資産階級,因爲這是消滅群衆貧困和充分地全面地實行一切民主改革的必要基礎。在這些改革中,有一些將在推翻資産階級以前就開始,有一些要推翻資産階級過程中實行,還有一些則要在推翻資産階級以後實行。社會革命不是一次會戰,而是在經濟改革和民主改革的所有一切問題上進行一系列會戰的整整一個時代。這些改革只有通過剝奪資産階級才能完成。正是爲了這個最終目的,我們應當用徹底革命的方式表述我們的每一項民主要求。某一個國家的工人一項基本的民主改革都未充分實現以前就推翻資産階級,這是完全可以設想的。但是,無産階級作爲一個歷史階級,如果不經過最徹底和最堅决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訓練而要戰勝資産階級,卻是根本不可設想的。

民主的核心地位不只與爭取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有關,對社會主義組織的內部結構和實踐也有很大的關係。在我的《列寧與革命政黨》(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以及一些其他的書寫裡,我對於「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和真正涵義做了大量的討論,列寧曾經以討論的完全自由和行動的團結一致定義之,許多其他的解釋亦是如此。從文件檔案的紀錄中可以發現,布爾什維克的組織有充分的內部民主。我們剛剛才說明過,這種內部民主正是在斯大林的統治下被摧毀的。這個悲劇,極大部分應當歸因於蘇俄在內戰中所遭到的孤立和破壞,以及俄國經濟的極度落後和貧窮。以上不利的條件導致了對民主的限制,這些原先被視為暫時措施的政策,很不幸的都延續了下來,共產黨的內部民主在斯大林集團的鐵腕統治下蕩然無存。

組織風氣和幹部培養

在數不勝數的反斯大林主義組織中,雖然他們往往自承以革命社會主義為宗旨,但在「列寧主義」和「民主集中制」的名義下,他們的行事作風往往與列寧在歷史上貫徹內部民主的實踐背道而馳。這種內部民主的特質,是布爾什維克之所以能在1917年成為革命力量邁向勝利的原因。許多社會主義小團體中內部民主的不復存在,其中一個原因來自於這些小團體的自我認知。他們很多以近乎宗派的方式運作,以自己為中心創造了一個假想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他們自許為「革命先鋒」(或自許為在政治上最正確的菁英分子,革命先鋒只有在他們的領導下才能形成)。這種對未來的一廂情願,經常表現為極力維持自身組織的威信,以及對意識形態純粹性的堅持。這種做法很可能會產生過於嚴格的規制,並扭曲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尤其是討論的充分自由)。

如果我們認清現實,承認目前尚不存在一個真正的革命政黨,哪怕是革命政黨的雛形亦不然,因此我們的任務應是為革命政黨的誕生創造前提條件,這樣的認知會引導組織形成比較健康的內部風氣,這種內部風氣也會影響我們與團體外人士互動的態度。最重要的,是在同志和進步人士之間激發更多的想法、經驗以及創意,只有這樣,才能讓挑戰資本主義的力量得以茁壯。有許多歷史資料可以證明,類似這樣不自我設限的跨團體互動——成立革命政黨前的發展過程,縱使以地下活動的形式,仍然在俄國1890年代和1900年代的諸多革命團體之間存在,這種組織文化有助孕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和它的布爾什維克派系)的最終成形。

尤金尼亞.列維茨卡雅(Eugenia Levitskaya),其中一名來自那個年代的革命者,這樣回憶道:「我想來想去,在我記憶裡每個與我經常來往的同志,不曾有人做過一個不道德的、可卑的行為,或說過一句謊言。當然,彼此之間難免摩擦,不同派別之間的意見分歧也少不了,但也僅止於意見分歧,每個人都以高道德標準要求自己,在革命者所組成的大家庭裡,對待彼此也越來越和善、越來越友好。」(同樣的場景,我們也可以在數年後另一個不同的脈絡下看到,經驗老練的革命者坎農(James P. Cannon)這樣說:「真正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祕訣在於,期望那個當下尚不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不要靜待它的實現,要在此時此刻就實踐它,在階級社會的框架下,讓我們盡最大可能以社會主義的方式生活;雖然處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中,但我們仍要用未來社會主義的更高標準要求自己。」)

俄國革命者的這種同志情誼,在高爾基(Gorky)寫於1906年的小說《母親》(Mother)裡亦有生動的闡述。這種文化的代表人物——列寧,他在《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裡,談到1902年時的組織理念:「在緊密團結的同志之間,有著高度的互信。」就算是在1920年俄國共產主義者之間最激烈的論戰中,列寧引述了當時與他意見衝突的同志托洛茨基的話:「黨內的意識形態鬥爭,並不意味著互相排擠,而是以互相說服為目的。」

我認為這種優良風氣的重要元素,其實是一種決心在革命組織內克服所有種族、性別、性向的歧視以及其他陳腐觀念的努力。這個過程往往並不容易,會產生令人難耐的緊張與衝突。我們需要小心翼翼的對待民主程序,並保持著必要的同理心和敏感度,這些對維持一個組織內部的平等和向心力是必要的,也唯有如此組織才能大步向前邁進取得成果。

上述這種健康的組織風氣,有助於我們完成革命政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就是幹部的培養。我使用幹部這個詞,在這裡意味有經驗的行動者,富政治修養,胸有成竹,精通組織技巧,能夠為革命組織招募新的成員並訓練之,並且能對廣泛的促進社會改變的社會運動產生具體貢獻。這意味著了解一些關於階級鬥爭以及其他解放運動的歷史知識,以及清楚認識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現實,懂得如何審酌情勢,知道如何與人進行有效的溝通,以傳遞上述知識給他人,善於組織討論會和抗議行動。我們需要在更多更多的人群裡培養出這種能力,眾多堅強幹部的產生,對將群眾運動導向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性的鬥爭至關重要。

為了實現社會主義而贏得政權

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Lukács),在距今九十年之遙以前,就為列寧的思想下了一個精辟的註腳(譯者按:盧卡奇的《關於列寧思想的統一性的研究》):「革命的現實性」,就是列寧能夠「把它應用來和用來為所有日常議事日程的問題確立穩固的指導路綫,無論這些問題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所涉及的是理論還是策略,是宣傳鼓動還是組織。」換句話說,當列寧在做任何政治思考或行動的時候,他的判斷都圍繞這一個中心問題,那就是該如何才能贏得政權。絕不是僅在姿態上或理論上如此宣稱,而是實際上要真的做到它。

我們革命社會主義者的目標,並不僅僅是說服人們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對資本主義的不公提出抗議、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對統治者形成改良的壓力。我們也並不滿足於以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對事件提出解釋而已。我們的首要目的是顛覆其權力關係,讓有組織的、有階級意識的勞動大眾取得政治權力,並由他們自己建立起民主的社會主義。我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以能否促進這個目標作好準備。

一個如同上面引用大段列寧文字所形容的,以革命民主為取向的革命政黨,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究竟該做些什麼的問題,我想再補充兩個概念作結。第一,我們必須將每個此時此刻正在進行的運動,整合進最終使勞動階級贏得政權的戰略之中。第二,需要對我們爭取要實現的社會主義社會進行更具體的定義,究竟它是什麼的模樣,這同樣有助於指導我們今後的實際鬥爭。

列寧和他的同志們早先發展出來的「老布爾什維克」戰略認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將啟動民主革命,推翻沙皇專制,並為將來可能的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條件。這個戰略思想被概括為三個比較大眾化的口號,並以此進行宣傳和動員:(一)規範每日最高工時八小時,(二)將土地平分給農民,(三)舉行制憲大會建立民主共和國。這就是著名的「布爾什維主義的三條鯨魚(支柱)」,這個稱號是以俄國民間故事中,整個世界是由三條鯨魚支撐的傳說改編而來的。

屬於你們澳洲和我們美國的「三條鯨魚」又是什麼呢?在今天的社會下,要讓勞動階級贏得政權的關鍵戰略是什麼?我們又將如何給予這些戰略適當的表達,讓它們在每一個實際鬥爭中,與群眾內心最深處的願望相呼應?在21世紀試著回答這些問題,將是每個國家的革命社會主義者最大的挑戰。

另一項能夠指導我們今後進行鬥爭的指標來自於,去思考那個我們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應該是什麼樣子。許多老派的馬克思主義者,似乎已經習慣於以輕蔑的態度看待這種思考,他們一貫地認為我們不可能為未來社會畫出「藍圖」,這必然是種烏托邦,這種批評是有一定合理性。然而,隨著今日現實的發展,我認為有必要修正這種看法。

這數十年來,我們不止一次見到自稱是社會主義的政黨在執政時背棄原本的承諾,轉而推動所謂「腳踏實地」的政策,以各種方式拯救或維持資本主義。比如說推動社會福利改革,或者另一種情況,廢除各種社會福利措施。如果我們不想重蹈覆轍,那麼就有必要好好思考,並且向那些可能的支持者們詳細解釋,所謂社會主義政策究竟有什麼內容。

如果人類有辦法解決資本主義的僵局,並找到能夠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體制,那麼我們就應該將這個體制的模樣具體說出來,這個社會會是什麼模樣,而我們將如何達成它。這個社會應當免於貧窮和失業的威脅,且人人可以享有充足的教育、醫療和住房,足夠的公共建設(例如大眾運輸)也必不可少,空氣和水不會受到污染,自然資源應當被珍惜而不是無止盡的濫伐。在這個社會之下,每個人都擁有自由和公平,個體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前提。這包括經濟民主:經濟生產應當在人民的民主控制之下進行,以確保社會資源被運用在人們需要的地方。

當我們在說明這些目標的可行性時,應當分析社會目前的實際情況,強調在這個基礎上它們是能夠做到的。這可以為我們當下的運動提供目標,讓運動從此時此刻的資本主義社會開始,卻能夠超越這個框架,引導我們走向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未來。我們所追求的社會主義,可以與今天的鬥爭和明日的勝利結合在一起。有些人可能覺得這種方法與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十分相像,但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裡就描繪過類似的戰略:

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強制性的干涉,也就是採取這樣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和沒有力量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會越出本身,而且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找到越來越具體、越來越實際的社會主義方案來替代資本主義,是我們必須克服的挑戰。為了加強群眾的意識、讓這些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成為現實,建立組織是鬥爭所必要的。這就是我們正在努力的以現實的態度看待革命,讓前仆後繼的革命者們長久盼望的新社會,能夠在21世紀揭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