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4日

肯.洛區(Ken Loach):「媒體的文化控制,危害尤烈!」

宋治德 翻譯

受訪者:肯.洛區(Ken Loach)
採訪者:里古萊 Laurent Rigoulet
法國《電視全覽》Télérama)(譯按:附屬法國《世界報》【Le Monde】集團的綜合文藝週刊)網址,2014年7月2日上載之文章。

     

72本週三(譯按:2014)公映的《吉米的舞廳》(Jimmy’s Hall)(譯按:台灣譯作《自由之丘》,但南韓導演洪尚秀早有同名電影,所以譯者還是用吉米的舞廳》。香港則譯為:《翩翩愛自由》。),或會是肯.洛區(Ken Loach)的最後一部電影。一位富戰鬥性導演——他完全沒有失去對社會黑暗面的憤慨之情——的訪談。

肯.洛區用夏天時間來思考,《吉米的舞廳》或將是他最後一部電影。當拍攝工作對一個剛度過78歲生日的人似乎已是無法駕馭的考驗時,他去年便表達了退休的意願。他提及會致力製作以檔案為主要部分的紀錄片,他說:「這對退休者而言是高雅的消遣。」但之後他又改口,表示仍未作最終決定。他說:「力量終有枯竭的一天,就如足球員不再能把球在恰當時刻傳出來。電影是項集體的工作,電影製作人面對其身邊竭盡所能的合作夥伴,他負有責任他必須能夠勝任。我們不能光說:『我要拍一部片』,結果交不出來。」肯.洛區在約定的時間,已在巴黎一間茶館裡,他看起來精神飽滿和悠閒的樣子。他對日後未有打算,但素性樂於談他的電影工作。

問:在《風吹麥動》(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拿下金棕櫚獎的8年之後,是什麼令您又執導一部有關愛爾蘭歷史的新電影?

是我與電影編劇保羅.萊弗蒂(Paul Lavery)的討論,我與他已經合作了20多年。我們幾乎每日透過簡訊、電郵、電話交換看法。我們無止盡地在觀察人們,評論時事、和激勵我們的歷史故事(其突出社會的殘酷、當然也包括它的喜劇面)。一般而言,這些題材來自當代的敘事,但有時來自過去出現的人物,正如《吉米的舞廳》電影主角吉米.格拉頓(Jimmy Gralton)——1930年代唯一一位曾被愛爾蘭政府遞解出境的激進共產主義者。保羅從一位戲劇導演的朋友聽聞此人故事,而當他著手研究時,他發覺有關此人的所有資料已從國家檔案裡消失了。那人的歷史記載已被滅跡了。



問:他的故事是否也是一種講述今日世界的方式?

吉米.格拉頓開放一個廳室作為舞蹈晚會和政治集會的場地。他不顧教會的反對,想創造一種讓音樂、歡樂、願望和思想不受拘束的自由空間。在我來看,這在今日情況下仍是「攪擾」現狀的一種舉動。媒體已代替了昔日在講壇的神甫角色,告訴我們什麼該做和不該做。媒體的文化控制,危害尤烈,因它將另類的論述邊緣化。而使激進思想只會招致猜疑,顯得怪誕、不合時宜和全不可信。

我們時代正是1930年代的寫照。在金融災難的衝擊下,世界經歷了全面的衰退。在英國和愛爾蘭,失業是個重大的問題,但這一點也不能將責任推向保加利亞、波蘭或羅馬尼亞的移民……極右派興起,左翼力量薄弱和分裂。對我而言,拍一部歷史片是個棘手的問題。我始終須要有充分理由去冒險拍古裝片:面對鄉愁的陷阱、蹩腳的彩色畫片、歷史的傳說。尤其因為我討厭長過1小時45分鐘的電影,我認為這是觀眾所能承受的極限了。任何電影不應超過一場足球比賽的時間。

問:當您電影《風吹麥動》剛在英格蘭公映時,受到保守派輿論的猛烈攻擊,情況改善了嗎?

有個時期,我是祖國的敵人:我用公帑為恐怖分子拍了部宣傳片。1990年的《致命檔案》(Hidden Agenda)在坎城影展裡,我被扣上「愛爾蘭共和軍代表」的帽子。今天平靜多了。我獲得非常正面的評析,但也有特別惡意的攻擊。例如一位女記者,說我憎恨女人,我完全不明所以……

繼《風吹麥動》8年之後,肯.洛區再次拍攝在1930年代初的愛爾蘭。
(譯按:《風吹麥動》背景是1920年代的愛爾蘭)


問:您最近在《衛報》,對影評(譯按:指專業影評人)開始作出責難,根據您的說法,它應該交給普通民眾……

他們胡謅的玩笑,誇張地將我形容為一位怨恨滿腔的酸腐老頭子,這是一種挑釁。對於電影界的批評,我當然非常尊重亦非常習慣,尤其是沒有他們的積極支持,我無法拍出自己的電影。然而,我所表達的失望,當中是有些許的真確。我常覺得英格蘭的影評,對我電影的實質內容不感興趣,他們只討論形式、風格和演員。即使我試圖將他們帶入這個世界及其問題之中,他們仍自我限制在某些規範和評價裡。在我與觀眾的直接討論裡,我感覺他們自己直接走入歷史的關鍵之處。例如,以《吉米的舞廳》來說,討論圍繞:當現今教會的影響力消退下,支配論述目前所表現的方式。

「在英國,
如果你聽收音機或看電視,
我們國家是沒有歷史的。」


問:您50年的電影工作,敘述了20世紀大不列顛許多方面的問題。您好像要構述您國家的一種「反面歷史」(contre-histoire)?

我從未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是想著下一部電影。但是,我總是嘗試處理被官方歷史所消音的某些片段,讓另一種聲音可被聽到。在今天,這是重要的。如果不認識過去的危機,我們便不能處理目前的政治危機(譯按:從上下文,洛區似乎是指或至少也包括經濟危機)。危機是週期性的,然而,它時常向我們表現出像是新的。

在英國,如果你聽收音機或看電視,我們國家是沒有歷史的:經濟崩盤初次發生,極右派崛起也是首次的。小孩給二次世界大戰的課程搞得頭昏腦脹,但是沒有人會向他們說明金融家支持納粹黨,而它是維護大財團及其股東的利益。今天實在太可怕了,英國極右派頭子執意將外來移民妖魔化卻愈加受到歡迎(譯按:洛區應指近期迅速崛起的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推動去規管化、更強硬的新自由主義和取消對富人的徵稅。

問:歷史往往引發您的激情,它從何而來?

我真的不知道。有些小孩是與動物發展出一種特別的關係,而我則與歷史古蹟聯繫上的。在英格蘭,通常在1213世紀時期的村莊,其中心都會有一個小教堂。我會用我的小相機,從各個角度來拍攝它們。我喜愛這些古老石塊,它們令我回到過去的時代。我漫步在那些中世紀或17世紀內戰的古戰場。我站在那裡,在原野上傾聽來自另外世紀的迴響。一種天真孩子氣的歡樂。青少年開始,我發現了莎士比亞的戲劇並開始有輕微著了魔,他筆下那些因權位爭奪而土崩瓦解的皇朝歷史,令我完全入迷。

19621964)年工黨的背叛,
烙印在我所有的電影裡。」

問:您父母傳給您什麼的文化?

非常傳統的。我母親是裁縫之女、父親是礦工之子。父親有10兄弟姊妹,當中大多在童年已經死亡。他在工廠做電工之類的工作,每星期從收到的信封內領取工資,最終做到車間主任。他當然會有其他的憧憬,但這種生活還是合他意的。他對政治毫不熱衷,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他其中的樂趣從這種小報裡找到。

我們一家人每年一次去黑池(Blackpool)——英國工人階級的聖地,近利物浦北部有海濱浴場的城市——的度假,深深影響了我。那裡音樂禮堂的表演非常時髦,有我喜愛的歌手和喜劇演員的輪流演出。他們的詼諧既放肆又熱情,以充滿暗示的方式,談及貧窮及其挫折人之事、生活一般問題和愛情故事,令笑聲震動全場。它是帶有一種性壓迫、慾望壓抑的喜劇感,對我日後影響極深。

在黑池旅程的所有事都是好笑的!這些男士(像我父一樣),穿了一套三件式西裝,與他們擦亮的皮鞋、和燙出褶兒的褲子,坐在沙灘上!女士撩起裙子,將腳趾浸入水中。我尤其喜愛麥基爾(Donald McGill)所畫的葷笑話的明信片,他的漫畫活現英格蘭人過假期的滑稽,包括穿了泳衣的胖女人,朝三暮四和沾花惹草的丈夫。

在《吉米的舞廳》裡,吉米開放一個廳室,讓音樂與政治交織一起,因而觸怒了教會。

問:《吉米的舞廳》使人聯想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時代,讓創作、舞蹈和政治交織一起。人們想到您工作開始於1960年代。您曾是該時代的流行文化「搖擺倫敦」(Swinging London)的旗手之一?(譯按:指洛區1967年處女作《窮牛》【Poor Cow】亦被評為「搖擺倫敦」式的作品

我當時已將近30歲且要養家活口,我忙於工作,放棄了這些文化的消遣娛樂。我最早為BBC拍的一些電影裡,用上很多流行曲,但我並不特別在意這些音樂。對這種流行文化所要征服的青年對象來說,我已超齡了10年。不管怎樣,我喜歡披頭四多於滾石樂團,後者令我感到有些矯情造作。披頭四音樂是兼有搖滾樂和黑池文化(孕育玩笑和歌曲)的產物。他們有自然的幽默感,和操著在媒體很少聽到的北方工人的口音。

問:您的電影裡展現工人階級的人物(他們沒被貶低也沒被抬高)成為您工作的首要動力。在您之前還有誰也曾這樣做過?

在電影方面,紀錄片的製作人有1930年代的格里爾遜(John Grierson)和勒塔(Paul Rotha)。還有「自由電影」(Free Cinema)(譯按:「自由」是區別於以票房為考慮的電影工業)的先驅者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孤獨的報酬》【This Sporting Life】)或賴茲(Karel Reisz)(《年少莫輕狂》【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譯按:賴茲著名代表作就是改編自福爾斯【John Fowels】小說的《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他們拍攝1960年代的敘事,開啟了紮根於北部工人階級的歷史。但他們只維持了三或四年,便回到倫敦或是經受不住炮製好萊塢式電影的誘惑。他們沒打算長期投身工人階級的電影,他們視工人地區為一種異國特色的布景,最終放棄了這個戰場。

憑恃我們青年人的精力和傲氣,我們批判他們並說要比他們走得更遠。對我們而言,讓無產階級發聲,是一種改變歷史進程的政治行動。我最初拍攝的影片所合作的編劇和製作人,他們與我有相近的想法。我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依循政治教育的課程,每星期要讀一篇文章並在週五一起討論。我們為工黨派發傳單,工黨在1962年贏得大選(譯按:應為1964)。但我們很快明白,工黨政府沒有絲毫要改變社會的意願。這種背叛烙印在我所有的電影裡:每一屆工黨政府——尤其是布萊爾——都證實了我的看法……

「我嘗試儘可能
不去指導演員,
而是創造一種情景,
讓他們身處其中並作出反應。」


問:您在公共電視的黃金年代成為導演,而那時的節目領導決心要辦「為人民服務的藝術」。您是怎樣來到BBC的?

純粹為了生活需要。我必須養家活口。我做過戲劇導演,從未想過要當電影導演,我會接受任何的工作。我曾上過BBC一個培訓課程,其主要內容學會物業的運作管理,包括如何弄清楚走廊位置,如何填寫表格等等。有一天早上,某位導演來向我們示範如何運用一部攝影機,然後我發現自己已經在指導一部警匪片了……

問:電視在那個年代是一個真正的實驗室嗎?

我們深受法國新浪潮電影那種自由風格的影響,那些電影工作者運用蒙太奇手法的主張,尤其是他們使電影「走上街頭」的方式。在BBC,電視影片的拍攝都是在攝影棚,我們暗中施計用這些16厘米攝影機「逃跑」去做自己的事。一切都改變了,這是一場真正的美學革命:燈光、布景、也同時包括演員,都浸淫在全新的環境裡。我們的成功是靠集體的力量,我們同時亦成功左右了非常官僚化的公共服務制度。我們進行游擊戰,我們實在覺得是在作政治的介入。我們的戲劇是在週三晚上新聞之後,915分播送。對我們而言,這是一種典範,一種完全是布萊希特的方法:以小說的批判距離來談論同樣的新聞。我們每部電影都是一項小小的宣言。

問:從1960年代起,您找到了一種「真實」的形式,將職業、和普通民眾(譯按:指非職業的)的演員重新結合起來,例如在《吉米的舞廳》裡飾演男主角母親的演員,她有出色的發揮……

我們就在歷史所發生的地點進行拍攝,我們亦通常會在那裡找尋演員。在1968年,我們在約克郡(Yorkshire)的一個班級裡成功找到《小孩與鷹》(Kes)的小孩。我們在愛爾蘭鄉鎮斯萊戈(Sligo),找到《吉米的舞廳》戲裡的母親。難以想像她竟然是來自都柏林。當一個人在農村地區活了一輩子,她的臉龐、所有姿態、所有用詞自然會受到薰染。然後,像我所有的電影一樣,我嘗試在鏡頭前讓她呈現出自己的某些特質。我嘗試儘可能不去指導演員,而是創造一種情景,讓他們身處其中並作出反應。

  
  問:您曾學過戲劇,您是哪類演員?

  糟糕的,肯定的……我想過要演出大型節目,但除了自己沒有人會認為我有任何這方面的才華……

  問:您會跳舞嗎?

  英格蘭的男人不跳舞的。除了在醉酒或結婚之外,或兩者兼有……

  肯.洛區重要紀事

1936 在華威郡(Warwickshire)的納尼頓市(Nuneaton)出生
1964 BBC拍首部作品
1969 《小孩與鷹》Kes)公映
1985 在柴契爾年代,拍攝煤礦工人大罷工的紀錄片《你站在哪邊?》(Which side are you on?)
1995 有關西班牙內戰的電影《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公映(影評
2006 《風吹麥動》(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贏得坎城金棕櫚獎(影評
2013 回到政治紀錄片的《1945年的精神》(The Spirit of 45

2014年11月18日

謝謝你,洛區先生——肯.洛區導演的《土地與自由》

                          邁克爾.奧達(Michael Eaude
   宋治德譯

【譯按】英國著名左翼導演肯.洛區(Ken Loach),他名字對中文世界的觀眾並不陌生。但評論他電影的中文文章,能從左翼角度分析及有深度的卻不多。最近洛區還吐露今年(2014年)暑假公映的Jimmy’s Hall或會是他最後的一部電影,他打算退休了!這促使譯者開始想把過去外國介紹過洛區的一些好文章,陸續翻譯成中文。以下這篇舊文,是譯者所看過的其中一篇不錯的文章。原文出處:《新政治家與社會》(New Statesman & Society)週刊,第8卷,第372期,1995925出版。

去年(譯按:1994)在西班牙取景和這週(譯按:19959月底)在英國公映的《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是肯.洛區過去20年來最具雄心和直接以政治掛帥的電影。他重新帶出他在1973年(譯按:1975)《希望的年代》(Days of Hope)——有關1926年總罷工的著名史詩式電視作品——裡的爭論,處理改良抑或革命的棘手問題。左派曾一致地陶醉於過去洛區式反保守黨的嘲諷抨擊,但直至這部影片4月開始在西班牙公映後而出現了分化。

但是西班牙的媒體對這電影卻充滿贊美之辭。西班牙馬德里《世界報》(El Mundo)的熱情評論,其不含諷刺意味的標題寫道:「謝謝你所做的一切,洛區先生。」《國家報》(El País)的影評熱烈贊揚:「這親切而又令人憤慨的畫面……無與倫比的……是對一個自由西班牙的回憶所作的最美麗致敬的電影。」《土地與自由》不但獲得重要的成就;還成為流行熱門的電影(譯按:這裡指西班牙),長據十大電影排行榜達3個月之久——在由好萊塢主導電影市場的國家(像英國一樣),這完全是一項了不起的成績。

  由詹.阿倫(Jim Allen)編劇和視差(Parallax)機構製作,《土地與自由》處理如何與法西斯主義作鬥爭的問題。電影以1937年巴塞隆納的五月事件(譯按:反佛朗哥法西斯陣營內部,共和派、西班牙共產黨、蘇聯斯大林的軍隊的一方與另一方的無政府主義工團組織CNT、傾向托洛茨基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所爆發的戰鬥。)發生前後作為故事背景,五月事件的挫折(譯按:指對反法西斯和反斯大林主義的革命力量),成為西班牙內戰的重要轉捩點,洛區帶出在革命政治和跨階級聯盟的人民陣線(它標誌回到森嚴等級制度的軍隊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

  影片故事講述一位英國失業的青年共產主義者大衛,受到感召而遠赴西班牙參與反法西斯的鬥爭。一次偶然機會,他在阿拉貢(Aragon)前線遇到幾位屬於托洛茨基主義POUM武裝組織的成員——這是實際發生在幾位共產黨員身上的事情,包括英國詩人康福德(John Cornford)(譯按:康福德是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的曾孫)。大衛認為(像喬治.奧威爾)須要一支更有紀律的軍隊,但他在五月事件中捲入了街頭戰事而改變了他的想法(譯按:大衛當時是屬於共和派、蘇聯陣營),令他確立了這種看法:西班牙共產黨要建立一支集權的軍隊,意味著1936年革命的終結。他將共產黨黨員證撕毀後回到了POUM的武裝組織,故事結局是革命被背叛和遭到挫敗。

  在西班牙,《土地與自由》不僅引起參加過內戰的老兵和歷史學家的共鳴,而且激發大批年輕人的熱情並擠滿了電影院。電影散場後,青年們走出了電影院說道:「我從來不知道這事。」這有力駁斥了一種偏狹的評論,認為當今青年只是熱衷於消費商品的隨波逐流的一代。這確實是首次在學術和左翼刊物的圈子以外,討論西班牙內戰的問題。

  但是已60年了,這還重要嗎?在這新的後蘇聯時代(譯按:當時蘇聯解體後還不久),一部關於革命的電影不是有點過時了嗎?現今,當幾乎所有形形色色的左派都全速向右轉和各共產黨自動地自我解散,斯大林主義是個容易的攻擊目標。但是洛區強調:「斯大林主義的政治——階級合作,仍然纏擾著我們。」

  在西班牙,當然斯大林主義更不是一個抽象的歷史現象。最近由加泰隆尼亞電視台製作的一部電影《尼古拉的行動》(Operació Nicolai),利用了莫斯科的檔案,指出蘇聯和西班牙共產黨參與了謀殺POUM的領導人安德魯.寧(Andreu Nin)。幾乎所有仍存活的西班牙共產黨和加泰隆尼亞共產黨的領導人,都譴責謀殺安德魯.寧的事件,但同意:儘管斯大林主義有令人遺憾的過火行為,其基本政治策略是正確的。《土地與自由》正是挑戰這種觀點:洛區認為,人民陣線為了貫徹其策略,而必須鎮壓革命。而「過火行為」正是這種策略的必然組成部分。1937年五月事件之後,共和派一方相比法西斯分子的最大優勢——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群眾熱情——被消滅殆盡。

  對這部電影最有名的批評,來自80多歲前西班牙共產黨和以前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的權威人物——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卡里略寫道:「在左翼視野的洛區電影裡,扭曲了和貶低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鬥爭。……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後果,令到我們看不到在現實裡的法西斯主義。……其結果表明一個不值得為之奮鬥的共和國。」

  洛區對此的回應,他提醒卡里略他在當時曾強烈指責過POUM是法西斯分子。卡里略雖然承認卻有點滿不在乎似的,他為自己開脫的理由﹕「許多普通平民也會如此」——這是一位西班牙共產黨前領導人失憶的解釋,但他曾在其出版的著作文章及公開講話告誡過「普通平民」,要視非托洛茨基主義者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為法西斯分子。

  洛區一直忠於他的電影創作風格來呈現這種歷史的複雜性——儘管有語言差異、和在國外地方存在的困難,他仍起用非職業演員和即興的拍攝。他找到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扮演在POUM武裝組織內的法國、意大利、德國、英國、愛爾蘭和美國的志願者的角色,就像在他《頂硬上》(Raining Stones)裡用真實的建築工人、和在《希望的日子》裡用真實的工會會員。他老是說:「階級,你不能裝扮的。」

意大利導演彭特克沃(Gilles Pontecorvo)和希臘裔法籍導演加拉夫斯(Costa-Gavras),兩人過去30年製作了優秀的政治驚悚片。洛區顯示出他同樣能做到:1990年發行的《致命檔案》(Hidden Agenda),就這樣一舉令他在歐洲成名。但是洛區選擇了不同類型的電影,讓歷史透過工人階級的實在經驗而被重新詮釋。他捨棄了他早期構思將喬治.奧威爾小說《向加泰隆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拍成電影的想法,就是為了擺脫喬治.奧威爾的看法:過度強調知識分子在內戰中的作用。他說道:「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是西班牙人民的最好朋友。」


洛區著名的即興技巧、時間順序排列的拍攝和盡可能再現真實的情況(劇作家格里菲思【Trevor Griffiths】曾觀察道:「如果洛區能拍一部不用攝影機的電影,他會這樣做的。」),並非只是花招而已。它們都是用來表達洛區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合乎政治內容所需要的形式。從告訴人們去想什麼這意義上,革命宣傳行不通了。但是,洛區藉著展示出人們透過自身的經驗如何改變思想觀念而使觀眾參與其中。這就是他電影巨大感染力的來源。這也是為何他是個如斯具顛覆性的藝術家。




2014年6月27日

《資本論》之探究 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當前資本主義的危機,適值其時人們對馬克思的《資本論》重新引起興趣。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譯者按:2014年六月號網頁版)訪問了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有關他即將出版的新書(譯者按:《破譯〈資本論〉》【Deciphering Capital】),其探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理解。



問:人們對馬克思《資本論》的興趣和辯論已然復興。你認為其原因為何?為什麼你要以你的新書介入這場辯論?

最主要原因是自1990年代以來,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新自由主義引起人們的激進化以及對它的抵抗。起初,對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眾多批判,是在非常不同的知識基礎上進行。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討論更多的聚焦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層面上,當中包括要回到《資本論》。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哈維(David Harvey)惹人注目的《資本論》講座及其衍生的著作。

第二個原因,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復興、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論》的學術討論,其部份原因是馬克思恩格斯完整的著作逐步問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國際版(MEGA)(譯者按:德文版,其亦相繼被譯成其他語言),增加了我們接觸馬克思過去還未發表過的預備手稿和筆記。

所以,這是研究《資本論》的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時期,研究它不止是純粹的學術活動,而是對資本主義發生了什麼事——當然尤其是已經發生了的在2007-8年的大崩盤,正是在這脈絡下試圖了解它。

個人而言,我對《資本論》抱有很大的研究興趣。1970年代,我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資本論》的,我想回到它而作更深入的研究,我現在已經做了。

問:此書主要論點認為,需要將資本理解為一種關係,一組社會關係的網絡。為什麼你如此強調這一概念?

唔,其中原因,我想因為這是正確的方式來了解馬克思在做什麼。他從1840年代開始便說,資本不是某物或某數量的金錢,而從兩個方面來界定它是一種社會關係。

首先是僱傭勞動與資本的關係,其在工人被剝削以榨取剩餘價值下,才得以說明。第二方面,資本本身之間的關係,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the Grundrisse)(《資本論》的初稿)裡,稱它為「許多資本」(many capitals)。

尤其在相互是對手的資本之間所採取的競爭形式。馬克思界定資本主義的性質,就是以上述兩種關係和它們的相互關聯。我認為這是馬克思十分重要的洞察。

但對《資本論》的許多討論,卻不明白這點。所以,你就會得出資本是一種物質,一種遲緩(inert)的元素,寄生在——如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他們書裡所稱的——「諸眾」(the multitude)之上而得以自肥。

問:你將馬克思與英國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兩者的對比,作為你對《資本論》解釋的中心。你認為馬克思從李嘉圖那裡獲得什麼?又會拒絕什麼?

我將很多重點放在馬克思對李嘉圖的批判上,因為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係已有大量的討論,包括馬克思的《資本論》有多少是得益於黑格爾的《邏輯學》(Science of Logic),馬克思這裡為人熟識的說法:他在1850年代後期從事《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時,也在讀它。(譯註1


馬克思與李嘉圖的思想關係卻較少受到注意。但如果你讀馬克思其有關經濟方面的著作,黑格爾的影響是存在的,對了解他與黑格爾的關係也是非常重要,馬克思卻只有極少處提及了黑格爾



而你會發現馬克思卻大量引用了李嘉圖的著作,以及或許在知識上是《資本論》的手稿最重要部份——稱為《1861-63經濟學手稿》(1861-63 Manuscript)——以批判李嘉圖的學說為主。



因此,要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裡所做的,你必須要看到他與黑格爾、李嘉圖兩人的關係。



馬克思從李嘉圖獲得對勞動價值理論一種非常清楚的說法,換言之,這個想法就是商品交換根據在生產過程裡的社會性必要勞動,和——沿著這種洞察——一種非常鮮明的代表資本與僱傭勞動的對立關係。



馬克思認為李嘉圖學說存在的問題,首先是李嘉圖將資本主義自然化了。所以,李嘉圖認為資本與僱傭勞動的關係——馬克思更一般地稱為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是生產的普遍特徵所出現的結果。



簡單說,李嘉圖並沒有對他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矛盾想要做什麼,但是馬克思明白資本主義作為歷史有限的和過渡性的、只是某種特定的社會生產型式。

對馬克思而言,這是有關李嘉圖的方法。李嘉圖肯定勞動價值理論的真理,但這不足以應付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運作的不同方式。例如,金融市場的行為,人們憑空賺錢而不是通過剝削僱傭勞動。

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不能真正統攝資本主義所有這些具體的不同方面。

馬克思受益於黑格爾的重要地方是,黑格爾發現了一種方法,它能夠恰當地將各種看似不同的矛盾元素統攝入一個清晰的整體之中。

問:馬克思發展出的分析方法,幫助揭開資本主義生產其內部性質的奧秘,尤其是以「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概念。你能否概述馬克思的方法,其在《資本論》裡有什麼意義?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警句,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裡,用來描述了解資本主義的科學的正確方法。這是來自黑格爾的一句口號(譯者按:「由抽象進展到具體」)。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黑格爾對馬克思的重要影響。

有關馬克思的方法,回到我此前所說的馬克思和黑格爾的關係上。李嘉圖將勞動價值理論與資本主義其他所有的這些特徵(金融市場、租金及等等)並置,但這些特徵不能契合他的勞動價值理論。

馬克思在好幾處提到,李嘉圖的錯誤是未能透過一系列的「中介階段」(intermediary stages),將其勞動價值理論的抽象命題與上述這些具體特徵扣連一起。

換言之,如果你想了解資本主義,你必須展示出資本主義,從基本榨取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的剝削過程,它如何具體運作。資本主義生產包含的不同元素、而當其與勞動價值理論放在一起時所展示出的資本主義實際表現為何。

特別是在《資本論》第三卷裡,馬克思談了很多有關資本主義的表象是如何具欺騙性,在生產裡的基本剝削關係被掩蓋和隱藏,但這些表象作為理解資本主義運作所必不可少的意義時,則又是「真實」的。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這意味著逐步的了解越來越複雜的體系特徵——目的是要揭示資本主義為何看起來與它根本上作為創造價值和剝削的體系,是如斯不同。從正確看法上的分析而了解這些特徵,你會看到它們如何融合在整個體系之中。

問:有關對《資本論》的爭論其中明顯的地方是,它不止是理論上的,也有其政治後果,這正是你認為在對它的討論之中,有種趨勢是貶低僱傭勞動的角色。你能否概述這方面的爭論,和給我們一些例子。

哈特和奈格里是這方面好的例子。在他們上一本重要的著作《共富》(Commonwealth)裡,他們說資本基本上已成為某種寄生物。我們有自然的、人類的世界,和正在出現的各種創意事物,而資本由外面而來,從這個創造性、自然的、人類的世界之中榨取價值。

租金對他們而言,成為榨取剩餘價值的主導形式。但馬克思和李嘉圖兩人都視租金的剩餘價值形式,不是來自在組織生產中的剝削者,而是單純從土地所有權的遲緩事實作為生產的必須條件。

這就是最清楚的例子,但令人關注的是哈特和奈格里這類的思想版本卻何等普遍。即使哈維的「掠奪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概念,對於這類想法有時也會作出過多的讓步。

這類想法所忽略的:什麼是《資本論》的核心(尤其是馬克思生前已出版的第一卷)?它正是這樣的過程:工資勞動者受僱於資本家,然後在生產中被剝削,和在此過程中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

關鍵問題是:哪個圖像更符合我們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馬克思所描繪的圖像繼續很好的符合這個世界。什麼是上一代人的資本主義最重要的事實?這是工業資本主義在東亞的擴張。它有否參與主要是攫取自然資源、掠奪土地和強迫農民離開他們的土地呢?它當然參與了這一切,在這理解下,正是哈維的「掠奪式積累」其正確之處。但重要的是,工業資本主義也參與了發展龐大的工業園區,那裡的僱傭勞動者揮汗如雨地生產工業商品,這是資本主義的生存和再生產的核心。

這要回到馬克思的某些基本看法,馬克思視資本主義為極剝削性的制度,它極具破壞性而又浪費,但也有極大的生產率。

問:在危機的一章,你注意到馬克思有「多維的」(multi-dimensional)關於危機的概念,他將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及其如何與金融市場的相互影響作為這個危機概念的中心。你可否再詳述一下?

馬克思原本構思《資本論》為其六大卷著作之一部份,最終的著作是有關世界市場和危機。

所以對馬克思而言,了解資本主義危機是非常重要,但他從來沒有接近完成這個計劃,他或許放棄了。

馬克思從來沒有發展出對危機一套體系性的分析。但你可以通過他《資本論》的連續手稿,越加清楚地看到他對危機出現的細緻描述,是一種相當複雜的解釋。

這裡有不同的維度,我列出了六項。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兩項就是你所說的。

首先,就是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理論。這理論是馬克思從李嘉圖那裡繼承過來並改造它。李嘉圖認為利潤率下降,因為在農業方面的生產力降低,所以工資上升而利潤下降。相反,馬克思認為利潤率趨向下降,是因為勞動力變得更具效益。這就導致了著名的「資本的有機構成」(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資本投資於生產資料與資本投資於僱用工人之關係)的上升。結果就是利潤率下降。

但你看到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的概念,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原來想法的版本到《資本論》第三卷手稿,其發展變得更為複雜。這是因為馬克思更加看重他所稱的「抵銷傾向」(counteracting tendencies)。

換言之,作為一種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其內在的組成力量,既會拉低利潤率,但又會幫助它再度回升。

其中最重要是的抵銷傾向,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不變資本(constant capital)(資本投資於生產資料)的貶值和毀滅。他因此看到危機的極其重要之處:已經積累起來的資本,不再能用來獲利,而要大規模地被毀滅。

馬克思認為金融市場的行為,是在這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19世紀中期的資本主義,經歷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金融崩盤,馬克思身處倫敦的有利地點,花了很多時間來了解它。

他看出在金融市場所發生的是泡沫與恐慌之間的鐘擺。其中某些我們今天非常熟識,如把促進積累的過程放在首位——當有泡沫時,更容易籌集資本進行投資。

但當發生金融恐慌,便要通過一種毀滅資本的方式,必須使利潤率回復水平,讓這制度重新開始擴張。

這個非常精緻的危機理論其中的元素,我認為仍是非常切合用來了解:什麼是導致2007-8年金融大崩盤,和為什麼這種制度很難擺脫從崩盤所製造出來的衰退。

問:有種陳詞濫調,認為馬克思已經過時,資本主義自他寫了《資本論》之後已變得難以辨別。相反,你堅持認為馬克思所描繪的圖像,相比他所處的時代,是更多而不是更少地符合當今世界。你為什麼會這樣認為?

馬克思很早已發展出一種清晰的理解,就是資本主義是個全球性的體系。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裡,說到資本的概念已包含世界市場的創造。

那種認為馬克思所描繪的只是維多利亞時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圖像,是極大的誤導。我並不是說這裡沒有丁點兒真的過時了的地方,而是他著作的現實性卻是驚人的。

所以,馬克思對中國很感興趣,並認為它對未來全球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的重要性。他曾在1858年,寫給恩格斯一封讀來饒有趣味的信,他說:「我有信心革命會在歐洲發生,但問題是資本主義正席捲美國和中國。如果在歐洲的革命成功,但它卻被世界其他這些地方的新資本主義兩側包抄,那會出現什麼情況?」(譯註 2

當然,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要在他身後一百年(譯者按:作者應是指從全球資本主義的意義而言,而一百年只是約數),但他去世之時正好是資本主義在美國有顯著的發展。

馬克思為什麼從未完成《資本論》,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他想累積到足夠的數據,以了解美國所發生的事。

但是,中國的最終崛起而作為世界資本積累的中心,其某些特徵在馬克思所發展的這種分析架構內已有觸及。你會看到同時存在的擴張和危機、對環境的破壞、和對僱傭勞動的剝削,它們在全球範圍內不斷的加劇惡化。

這種特定而錯綜複雜的聯結,對了解馬克思的資本理解、了解今日世界都是非常重要。例如,當你看新聞,在越南的工廠工人騷亂,抗議中國在東亞地區顯示它地緣政治的力量。你會看到,在越南過去1520年所發展的幾乎完全是新的工業,它對全球資本主義和世界市場是何等的重要。

越南工人的騷亂不止是反對中國,還要求調高工資等等。所以,你會看到馬克思所寫的對了解環繞我們今日世界正在發生的事,具有何等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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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
1這裡出處可參考《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第250頁,人民出版社。有關引文:「我又把黑格爾的《邏輯學》流覽了一遍,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大的忙。」但文句不通,反而盧卡奇的經典著作《歷史與階級意識》的1922年序言裡說得更清楚:「他在1858114的信中強調指出重讀黑格爾的《邏輯學》對他制定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幫了很大的忙』。」第42頁,1992年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2作者這裡所指,應該是馬克思於1858108致恩格斯的信。但與相關原文,內容有些出入,不過意思基本接近。原文:「資產階級社會的真實任務是建立世界市場(至少是一個輪廓)和以這種市場為基礎的生產。因為地球是圓的,所以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的殖民地化,隨著中國和日本的門戶開放,這個過程看來已完成了。對我們來說,困難的問題是:大陸上革命已經迫於眉睫,並將立即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但是,由於在極為廣闊的領域內資產階級社會還在走上坡路,革命在這個小小角落裡不會必然被鎮壓嗎?」見《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第348頁,人民出版社。

2014年2月24日

烏克蘭︰抗議運動與法西斯

塔什.希夫林(Tash Shifrin)          翻譯﹕宋治德

【譯者按﹕烏克蘭近期政局變化迅速,早前的反政府運動或稱作「親歐盟示威」
(Euromaidan),已令總統亞努科維奇下台。西方主流媒體普遍同情或歌頌這場運動,甚至稱之為「民主革命」。或者此篇文章,有助讀者從另一角來理解這場運動。作者以翔實的資料,獨特的分析,從真正左翼的立場,向我們揭示這場運動的來龍去脈及其性質。此文貼出日期201423。作者希夫林是英國聯合起來反法西斯主義(Unite Against Fascism)組織的雜誌編輯。】



自去年11月開始,巨大的抗議活動已經震撼烏克蘭。反政府的群眾佔領基輔獨立廣場,出現一幕幕的戲劇性場面,激進的示威者與警察爆發激烈戰鬥,以及政府建築物被示威者衝擊及佔領。

到了12月初,抗議運動突然升級而吸引無數民眾湧入參與。但首先令我注目的,就是法西斯組織的旗幟。


很多媒體報導都配上這張來自美國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的圖片,當中包括《衛報》(The Guardian,但隨後已被移除),以及BBC的報導。

烏克蘭最大的法西斯政黨,全烏克蘭「自由」聯盟(Svoboda,譯文稱為斯沃博達黨)的黨徽。

他們沒有提到這圖片裡的三根指頭標誌的旗幟,就是烏克蘭法西斯政黨全烏克蘭「自由」聯盟(Svoboda)(譯按﹕以下稱斯沃博達黨)的黨徽。

這不是表示所有或大多數參與這場抗議運動的示威者都是法西斯份子。但從圖片清楚帶出的訊息,法西斯份子公開地和有相當多的人數出現在抗議運動裡,他們已被這場運動的群眾接納。

此後,法西斯份子的實力和影響力獲得駭人的發展,由他們帶頭進行最激烈的行動。死忠的法西斯份子就是扮演在佔領基輔市政府時的核心角色,以及在Hrushevskoho大街設立的街壘與警察進行激烈的巷戰。

烏克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這到底發生甚麼回事?這裡有各種不同的解釋。

——大多數西方媒體的主流報導,與歐盟和美國的政客沆瀣一氣,同情這場「親歐盟示威」(Euromaidan)。這場示威肇始於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ych),在最後一刻中止與歐盟簽署政治和自由貿易協議。
歐盟的部長們,當中包括英國外相夏偉林(譯按﹕台灣譯作海格),表態支持那些反對亞努科維奇親俄政府的親歐盟示威者,認為他們是民主鬥士。美國國務卿克里(譯按﹕台灣譯作凱瑞)也加入附和。

——並非所有評論員都墮入這種立場。《衛報》專欄評論員米爾恩(Seumas Milne),對以上這個論點嗤之以鼻,指出歐盟和北約在烏克蘭的戰略利益,以及法西斯份子的存在。

米爾恩對亞努科維奇並非沒有批判,亦公開反對亞努科維奇政府鎮壓示威者。他沒有忽視烏克蘭在貧窮、社會不公和政治腐敗下,民眾的不滿和失望。

但米爾恩文章集中火力抨擊「親歐盟示威」和它西方的後台老闆。他的總結是要警惕「外來勢力介入」烏克蘭的危險,這個警惕當然是指西方勢力而不是俄羅斯。因此,他實際呼應著俄羅斯總統普京所說過的問題。

(譯按﹕米爾恩原文連結)

——此外,也有些左翼認定抗議示威是反資本主義運動的一部份。而在首都獨立廣場的大型抗議和與警察的戰鬥,驟看起來有些熟悉的感覺。

以上三種立場,我全部都不認同。為什麼?我的理由如下﹕

寡頭統治集團

這場抗議運動是真正反映烏克蘭統治階級的分裂。烏克蘭的寡頭統治集團﹕少數非常有錢有勢的人,控制大部份經濟和很多政客。

在這些寡頭統治集團之間的分野,就是以誰的利益依附於歐盟以及誰會與俄羅斯的緊密關係而獲益。新聞媒體主要集中報導在幕後操縱亞努科維奇政府那幫人,但是親歐盟那邊也有它的寡頭集團。

親歐盟的寡頭例子,就是在這次抗議活動投入最大動員的祖國黨(Fatherland),其黨魁季莫申科(Tymoshenko) (譯按﹕台灣譯作提莫申科,烏克蘭前女總理)目前仍身繫獄中(譯按﹕已經出獄)。季莫申科成立的燃氣公司曾經一度控制了五份之一的烏克蘭經濟。

不論是那伙寡頭集團,他們心底裡對烏克蘭普通老百姓的福祉是毫無興趣的;而盤踞在邊界上正奔走鑽營的歐盟和俄羅斯等列強,也是一樣。它們努力地巴結這些寡頭和政黨,希望它們能成為自身利益的代理。

「親歐盟示威」——它主要訴求要烏克蘭與歐盟簽署協議和結盟——實際上是統治階級內部一個派別在背後所作的群眾動員。

對於竭力要與歐盟發展更緊密關係的烏克蘭人,看看歐盟區內工人的實際經歷是會有幫助的。例如希臘例子,歐元政權為希臘工人帶來的苦難。【譯註1

當英國保守黨的夏偉林和歐盟其他各國的外長,大聲疾呼支持示威者;當德國基督民主黨的總理默克爾(譯按﹕台灣譯作梅克爾)和烏克蘭兩大反對黨(譯按﹕祖國黨和烏克蘭改革民主聯盟UDAR)一起聯手支持「親歐盟示威」。警鐘敲響了!

這些政客和媒體敦促烏克蘭和歐盟一體化,吹捧親歐盟示威者,稱他們提供走向繁榮和民主的道路。我不認為左翼應落入這種立場。

工人的分化

「親歐盟示威」亦沒有團結烏克蘭的工人。這次示威的動員主要來自烏克蘭西部和中部,和選舉時反對派的票源一樣。而在南部和東部地區的選民,主要投票給亞努科維奇的親俄政黨,對「親歐盟示威」支持不多。

2012年烏克蘭議會選舉各政黨得票分布。藍色代表阿努科維奇領導的親俄執政黨——地區黨(Party of Regions)。粉紅色代表祖國黨(Fatherland)。棕色代表斯沃博達黨(Svoboda)。橘色代表共產黨。紅色代表烏克蘭改革民主聯盟(UDAR)

一條社會斷層的線軸將烏克蘭分為兩半。全國有40%人口主要說俄語,另外5%說其他少數民族語言。說俄語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部和東部地區,而以烏克蘭語為第一語言的人口則分布在西部和中部地區。

烏克蘭2001年說俄語的人口分布。

在這兩大部份內的重工業分布、就業率和工資水平存在差異。兩邊也有不同的歷史,和對歷史的不同看法。南部和東部地區的經濟與俄羅斯的工業有更為緊密的結合。

而說俄語和烏克蘭語的人口,兩邊內部也不是同質的。這種非正式的分野,和彼此相對平均的人數,有助解釋每邊的政客都會輪流執政(不管是否靠操縱選舉——烏克蘭的重大問題是貪污舞弊和寡頭集團的巨大影響力)

2004年所謂的「橘色革命」,也像今次「親歐盟示威」一樣,吸引主要來自烏克蘭西部和中部人口的支持,令到此前靠選舉舞弊而勝出的亞努科維奇下台,親西方的政權上台。但到2010年的選舉,選舉觀察員認為選舉過程可以接受,亞努科維奇又重新掌權。

我認為這場運動存在一個問題,就是與統治階級內部的某一派結盟。但同時,它又與龐大的工人階級切割開來,因為後者視統治階級內部親俄的陣營代表「自身利益」而與其聯繫一起。

俄羅斯的利益

俄羅斯在烏克蘭有長期的戰略和經濟利益,在這次事件中表態支持亞努科維奇。

我要清楚表明﹕我也不支持親俄陣營,不只是因為政府軍隊駭人聽聞的鎮壓。

公允地說,雖然米爾恩沒有迴避亞努科維奇政府的貪腐和暴力問題,相比要正視親俄派系存在的問題,他明顯更熱衷於警告抗議運動與西方結盟的危險和指出它的實際缺陷。

米爾恩抨擊歐盟和北約的陰謀活動,但對普京的威逼利誘並沒有作出同樣嚴厲的批評。

米爾恩說蘇聯解體之後,寡頭集團「私有化」國有企業和獲得財富。我想他如此批評前蘇聯的寡頭集團,或者是當他回望過去蘇聯的斯大林年代,眼角會閃過一絲遺憾的淚光。

蘇聯的寡頭集團確實是化公為私。但米爾恩不能哄騙我們說,斯大林主義國家在私有化前以工人利益的名義進行統治,實際上它無情地剝削工人。舊蘇聯年代工人的處境就像在西方被剝削的工人和今天烏克蘭被剝剝的工人。

我寧願用回一個老口號﹕不是布魯塞爾,也不是莫斯科。

反資本主義?

我已經讀到一些左翼人士的評論,將「親歐盟示威」形容為反資本主義的抗議。但這不是一個反資本主義、反緊縮政策的運動,甚至沒有圍繞工人階級的訴求。

民眾對生活水平的日益下降和政府貪污成風,產生普遍不滿和憤怒,激化群眾上街。警察的暴力激起群眾的義憤也是一個因素。這些都是真確的。

無論是在烏克蘭或其他地方,反對警察暴力、國家鎮壓、限制抗議活動的法律,都是非常正確的。姑且不論人們對歐盟或其他勢力的意見如何,沒有人會支持亞努科維奇的鎮壓。

烏克蘭三個在野反對黨,它們分別是季莫申科的祖國黨,由拳擊手克里琴科(Vitali Klitschko)領導的烏克蘭改革民主聯盟(Ukrainian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Reform,簡稱UDAR,黨名的烏克蘭語是「拳打」的意思),和由提雅尼博克(Oleh Tiahnybok)領導的法西斯政黨斯沃博達黨(Svoboda)。這三個在野反對黨並沒有完全控制「親歐盟示威」。

但抗議運動沒有獨立於在其背後親歐洲的政客和寡頭集團,提出自己的訴求。

如果這場運動能提出反資本主義的口號,鞭撻暴利寡頭集團,或甚至提出工人階級的訴求,例如提高工資或其他,這就會突破運動局限於西、中部地區,而團結整個烏克蘭的廣大平民百姓。兩邊的寡頭財閥集團或會驚惶萬分。

但沒有跡象顯示運動會朝這方面發展。

而更令人不安的是,運動整體上接納法西斯份子,允許其存在並且發揮作用。死忠的納粹份子參與激烈的戰鬥,人們拍手叫好。這當然不是一場進步運動的特徵。

民族主義問題

「親歐盟示威」是非常鬆散的運動。除了出現各種法西斯的旗幟,在運動初期有很多歐盟旗幟,烏克蘭國旗(藍色、黃色各半)也無處不在。

民族主義影響了這場運動。從同名的正式反對黨祖國黨到一般示威者,「祖國」(Fatherland)的概念被操弄著。有些歐洲左翼認為這是進步的,其實不然。

這場運動不是要爭取民族獨立、民族解放或民族權利的鬥爭,不是反殖民的鬥爭,也不是如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地區爭取自決的問題。

烏克蘭是個獨立國家,有它自己的資產階級。不論用公民身份、族群或語言來界定烏克蘭人,在烏克蘭境內沒有因為是烏克蘭人的身份而受到壓迫。

相反,烏克蘭民族主義幫助統治階級,加強分化工人階級,起著反動的作用。而且,在「柔性」民族主義思想的主導下,提供法西斯份子滋長的土壤,法西斯份子的意識型態來自極端的民族主義。

法西斯組織

烏克蘭的法西斯組織遵循傳統的雙軌策略,選舉和準軍事組織(或街頭戰鬥)並行。斯沃博達黨成立於1991年,是烏克蘭主要的法西斯政黨,它成立時的名字更露骨地顯示其法西斯性質——烏克蘭國家社會黨(Social-National Party of Ukraine)。斯沃博達黨黨徽用了象徵納粹標誌的「狼之鉤」(Wolfsange),還設立其準軍事組織烏克蘭愛國者(Patriots of Ukraine)

斯沃博達黨前身烏克蘭國家社會黨(Social-National Party of Ukraine)的黨徽,
採用象徵納粹的標誌「狼之鉤」(Wolfsange)

過去十年,斯沃博達黨走向一個歐洲法西斯(Eurofascist)的道路,該路線由法國的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e)創立,其後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亦採用。斯沃博達黨整頓了黨組織,正式與其準軍事組織分家(但同時維持更為隱密的關係),並放棄「狼之鉤」黨徽,換上歡欣的三指標誌。

斯沃博達黨在歐洲民族運動聯盟(Alliance of European National Movements,AEFM)內是觀察員身份。這個歐洲極右黨派的聯盟,成員包括﹕英國的國家黨、匈牙利納粹政黨更好的匈牙利運動(Jobbik)、法國的國民陣線等。【譯註2據悉,斯沃博達黨在2010年有15千名黨員。

斯沃博達黨在2012年國會選舉,整體得票率10.4%。它的票源大部份集中在烏克蘭西部,在部份地區得票率達到40%(相比之下,烏克蘭東部只得1%)

斯沃博達黨得票率10.4%,遠高於希臘新納粹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的選舉得票率6.9%,斯沃博達黨現時有36名國會議員。選舉後,它正式與季莫申科的祖國黨和UDAR結成三方反對黨聯盟。

這些反對黨領導著「親歐盟示威」,三方聯盟這個活動平台,使法西斯的斯沃博達黨得以「洗底」。斯沃博達黨在聯盟內十足像個政治暴發戶。它作為聯盟的一份子,以自己的名義發起行動呼籲,但又得到其他兩黨領導的簽署確認。在反對派與政府的談判裡,斯沃博達黨黨魁提雅尼博克與其他兩個反對黨領袖的地位相同,媒體廣泛稱他為「民族主義」領導。

在這種情況下,抗議活動接納法西斯份子,也許就不令人意外了。

法西斯準軍事組織

斯沃博達黨利用它的有利地位同時為其他法西斯團體提供掩護,當中有烏克蘭國民議會–烏克蘭人民自決(Ukrainian National Assembly - Ukrainian People's Self-Defense,以下簡稱UNA-UNSO)UNA-UNSO實質是個納粹準軍事性組織【譯註3。還有死忠的法西斯組織右派地帶(Right Sector)(譯按﹕Sector這裡的意思有軍事管制區域或地帶的意思,也有譯為「右翼軍」)【譯註4

這次示威活動中可以見到紅黑各半的旗幟(譯按﹕右派地帶的組織旗幟)。可悲的是,這不是無政府主義的旗幟,而是二戰期間「烏克蘭起義軍」(Ukrainian Insurgent Army)的軍旗。所謂的「起義軍」,是班傑拉(Stepan Bandera)領導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B)的軍事武裝。OUN-B一開始便與德國納粹結盟,納粹德軍在一些部隊裡設立烏克蘭營,直接為「起義軍」訓練士兵。【譯註5
左派地帶(Right sector)的組織旗幟
「烏克蘭起義軍」(Ukrainian Insurgent Army)的軍旗

烏克蘭局勢發展的關鍵是,法西斯組織領導了大多數激烈的抗爭活動,這為他們贏得更多的支持。

斯沃博達黨和其他法西斯份子佔領基輔市政府後,以此作為訓練頭盔戰士的基地。法西斯份子帶領這些「自衛」隊(這些準軍事和街頭戰鬥的精英,無疑也會被招攬入斯沃博達黨),在設立的街壘以汽油彈與警察作戰。從這個照片連結可以看到,市政府在斯沃博達黨徒和其他法西斯份子控制下的內外情況。

1月在Hrushevskoho大街,有三個示威者與警察的衝突中死亡,其中一位Roman Senyk,他的死訊是由斯沃博達黨的一位國會議員公布。

第二位死亡的示威者Mikhail Zhiznevsky,是UNA-UNSO的成員。該組織為他舉行一次完全是準軍事色彩的喪禮。他的遺體蓋上鮮明的紅底黑十字黨旗,成員抬著仍未合蓋的棺木在「親歐盟示威」現場巡行,公開讓人瞻仰他的遺容,竟然沒有人對此感到詫異或驚訝。第三位死者則是阿美尼亞的民族主義份子。

烏克蘭其中一個法西斯準軍事組織UNA-UNSO,為其一位與警方衝突中死亡的成員,
舉行葬禮及巡行,遺體蓋上該黨的紅底黑十字黨幟。

這情況下,示威運動不只接納法西斯團體,而且示威者視他們為最勇敢的和最具戰鬥性的「活躍份子」,法西斯份子得到廣泛的尊重和欣賞。斯沃博達黨和其他法西斯團體,能夠利用這種突出角色招攬更多新兵,建立他們的組織和增強影響力。

結論

現實情況是人們對經濟貧困的不滿、對貪污的痛恨和對政府的憤怒,成為很多人參與這場抗議運動的動機。但是,這不會使到運動帶有進步意義;也不會因為抗議採用的形式,包括佔領廣場、政府建築物和與警察戰鬥,而變得有進步意義。

當這裡沒有左翼或工人階級來回應緊縮政策或政治腐敗的問題,人們的憤怒或不滿會被引導到一個非常不同的方向,其他的力量得以在這個空隙中茁壯成長。【譯註6

無論「親歐盟示威」發生什麼,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法西斯份子將以更強大、更有自信、具更好的組織紮根的姿態出現。

【譯註1西方主流媒體對這個協議有關「自由貿易」部份,多只報導歐盟給予的經濟援助。其實,這「自由貿易」協議當中還包括規定烏克蘭政府要降低對農產品的補貼,同時又加強歐盟向烏克蘭傾銷農產品。農業及礦業是烏克蘭提供就業的兩大主要部門,「自由貿易」協議將嚴重打擊烏克蘭的農業,造成農業相關經濟領域大量工人失業。

另外,歐盟給予烏克蘭的經濟援助,金額雖然多於莫斯科,但不是即時性的援助,幫不了已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烏克蘭。所以,當烏克蘭面對俄羅斯提供即時性貸款的利誘,難怪會急轉向莫斯科那邊。

以下這篇報導連結,除去其親俄的立場,某些觀點及數據仍值得參考。


【譯註2國民陣線自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接手後,著意改變過往極右形象,2010年退出AEFM,改走中間路線,但骨子裡是否真的改變,令人懷疑。可參考譯者此前的一篇文章《與孔誥烽〈是極右崛起,還是左派不爭氣?談法國大選〉文章之商榷》。

【譯註3】烏克蘭國民議會–烏克蘭人民自決(UNA-UNSO)這個法西斯政黨,顧名意義,由兩部份組成。UNA是它的政治組織,UNSO是其準軍事組織。前者在1990年成立,後者在1991年成立,兩者其後合併。其成員主要是前蘇聯年代參與過阿富汗戰爭的退伍軍人。

這個準軍事組織,形容其為烏克蘭沙文主義的準軍事組織,也不為過。自烏克蘭1991年獨立後,他們除了幫助政府鎮壓烏克蘭境內的少數族群的分離活動外(1992年境內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的戰事),其足跡還遍及前蘇聯其他地區,包括1992年協助摩爾多瓦境內的烏克蘭少數族群與政府的戰事,1993年協助格魯吉亞(台灣譯作喬治亞)政府與境內親俄的阿布哈茲人爆發的內戰,1995協助車臣叛軍與俄羅斯的戰事等等。

UNA-UNSO與德國新納粹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關係密切。

【譯註4】右派地帶(Right Sector)201311月才成立的烏克蘭法西斯組織。它由數個極右小團體合併組成,成員主要是青年人。右派地帶雖然都有參與「親歐盟示威」的抗議活動,成員也是街壘巷戰的骨幹鬥士。但他們與其他法西斯團體(尤其是斯沃博達黨)的最大分歧,就是他們反對與歐盟簽署協議及加入歐盟。右派地帶尊崇的人物,是二戰時期與納粹德軍串通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班傑拉(Stepan Bandera)(見譯註5),組織旗幟也直接用了班傑拉所領導「起義軍」的軍旗。

【譯註5】班傑拉(Stepan Bandera 19091119591015),西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及組織(OUN)的領導人之一,該組織於1940年分裂成兩派,班傑拉領導激進派(OUN-B)19416月底,納粹德軍入侵烏克蘭數天後,班傑拉的激進派在西部城市利維夫(Lviv)宣佈成立「烏克蘭國」。

班傑拉在烏克蘭近代歷史上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原因是他曾與納粹德軍合作的不光采歷史。他的軍團接受納粹德國金錢援助及軍事訓練,但他與納粹德國的關係,卻時好時壞。他的軍團1943年參與西部城市沃里尼亞(Volhynia)對波蘭人的大屠殺,估計死亡人數達7萬人,他當時因與納粹德國處於緊張關係而被送進集中營監禁。不過,即使這場屠殺雖非由他下令和他本人並不知情,但他創立的軍團犯下這場屠殺罪行,他也須負上不可推卸的責任。二戰末期,納粹德國釋放班傑拉,希望利用他及其黨羽,牽制蘇聯紅軍解放烏克蘭的大進攻。

2010年,靠「橘色革命」上台的親西方前總統尤申科(Yushchenko)追授班傑拉為「烏克蘭英雄」稱號,引起國內極大反響,並受到多國譴責,其後亞努科維奇政府撤銷此追授決定。

班德拉於1959在西德,被蘇聯特工暗殺。

【譯註6】烏克蘭一些左翼團體嘗試介入這場運動,到示威現場派發單張,提出自己的獨立訴求,但力量十份微弱,而且還被法西斯份子驅趕和毆打,沒法產生任何影響。為什麼烏克蘭(尤其在西部及中部)的左翼境況如斯?這是值得繼續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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