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0日

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幻想之篝火》(Bonfire of Illusions)書評

「要求拋棄對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柯 林尼可斯( Alex Callinicos)這名字,在當今左翼思想界,相信毋須再多作介紹。這位英國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現任教於英國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歐洲研究系,過去出版過不少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當中有些已分別於中國及台灣被翻譯成中文。

柯 林尼可斯最近期的著作,是2010年推出的《幻想之篝火》(Bonfire of Illusions),此書探討及分析2007-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揭示資本主義的固有危機。作者在前言開宗明義,本書目的要說明這場金融危機的根 源,就是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過去幾十年來長期不能解決的過度積累與利潤率下降的問題。

書名《幻想之篝火》,來自馬 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其中一句名言﹕「要求拋棄對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什麼是需要拋棄的幻想的處境(或狀 況)?就是資本主義目前的這場金融危機,在美國、英國及歐元區各政府大力挹注銀行金融體系,以及繼續加大力度削減社會保障情況下,人們普遍相信這場危機已 成過去。作者就是要對這種幻想的物質條件加以批判及揭示其荒謬性,換言之,要求讀者認清資本主義的危機一直存在。

作者從兩大範疇著手分析這場資本主義的危機,一個是金融化的問題,第二是地緣政治的帝國理論,而這兩者又如何相互關連呢?

首 先在引論部份,作者指出2008年9月美國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以及在同一年8月俄羅斯與親美的格魯吉亞(台灣譯作喬治亞)的戰爭,這兩個事件可以理解為一 個歷史進程的轉捩點。前者引發資本主義自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大的金融危機;後者代表後冷戰年代格局的結束。但兩者都標誌美國霸權的明顯減弱或甚至衰 敗。

作者在第一部份「威信掃地的金融」(Finance Humbled),概括近年理論界(主要是左翼學者)討論金融化問題的三種說法,以及對金融危機的不同解釋。作者自己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視野分析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以此理解金融化和金融危機。

有 關何謂金融化的問題,第一種講法是認為金融——具體以銀行的形態——在經濟上成為主導力量(24頁)。而第二種是認為金融在經濟上日益具有自主地位,這歸 功於金融市場參與者的激增或擴散,主要是指影子銀行——包括對沖基金、私募基金和結構性投資工具等(26-27頁)。第三種是在金融市場更廣泛層面的各施 動者(Agents)的整合,包括銀行、影子銀行、各種資本企業以及甚至工人階級家庭(29頁)。

作者綜合以上三種 對金融化的定義,金融化意味著是金融部門的更大自主性、金融機構和工具的激增以及金融市場更廣泛層面的各種經濟施動者的整合。但問題就是金融的重要性越 大,它就越引發整體經濟的不穩定(34-35頁)。我們該如何理解金融化的不穩定性質?作者分別探討閔斯基(Hyman Minsky)、哈耶克(F.A.Hayke)和哈維(DavidHarvey)他們三人對這方面所提供的理論資源。

作 者認為激進的凱恩斯主義者閔斯基,在這方面提出非常重要的見解。閔斯基指出「不穩定性是資本主義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缺陷」,問題是閔斯基不能將這種資本主 義的不穩定性深入地聯繫到更廣泛層面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41頁)。新自由主義之父哈耶克卻將這種不穩定連繫到資本主義的信貸問題,認為信貸導向帶動經 濟擴張從而產生不穩定的景氣,當然他一貫反對國家介入以防止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44頁)。

第三種對金融危機的解 釋,就是哈維在他的經典著作《資本的限制》(The Limit of Capital),裡闡發對馬克思《資本論》的分析。哈維抓緊馬克思提出的「利潤率下降」構成資本主義危機形成的概念,作為第一道「切入口」。第二道「切 入口」就是將金融現象聯繫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的關係來作解釋(47頁)。作者借助哈維的洞見,進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對於目前的金融危機,作者強調由金融體系開始的危機,不代表產生的根源也在哪裡(50頁)。它不單只是如凱恩斯和閔斯基提出「金融市場的功能障礙」,更是反映資本積累過程的更為深層的矛盾。因此,作者從三方面分析目前的金融危機。過度積累和利潤率下降的長期危機;全球金融制度長期以來的不穩定和結構上的不平衡;日益倚賴信貸泡沫維持經濟發展(50頁)。

本 書第二部份,「帝國的局限」(Empire Confined)從金融危機以及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戰爭,探討「國家與資本」的關係。作者論點是金融危機和受影響的各國政府其後一系列的救市措施,象徵 著「資本」(銀行等金融機構)最終需要「國家」出手幫忙,這正是削弱人們認為新自由主義世界裡國家的角色越來越無關重要的論據。不過,個人認為作者這個論 點卻有些單薄。因為當金融危機爆發,國家的一系列出手救市措拖令到市場恢復正常運作之後,國家又再次「退場」。或者因為這個矛盾現象,作者其後於《劍橋經 濟雜誌》(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發表〈緊縮政策的矛盾〉(Contradictions of austerity)一文,對這兩者錯綜複雜的關係作更細緻及具說服力的補充【註1】。

至於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的戰 爭,作者認為這場戰爭有力阻止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組織(NATO)向東歐及中歐擴張的企圖。可惜的是,作者在這問題所花的筆墨相比第一部份論述金融危機 為少(甚至是不平衡),尤其難以達到如作者原先的目的(或者因為作者過高估計這場戰爭),從地緣政治學上帶出它與美國霸權進一步衰弱的關係。甚至,作者還 企圖將此事件再扣連到中國崛起與美國霸權的兩者關係,更顯得有些牽強。

結論部份,作者提出需要對資本主義(「自由世 界」)作出制度上的變革,才能避免繼續出現類似的危機。至於另類的出路,作者提出他過去著作《反資本主義宣言》(Anti-Capitalist Manifesto)內的「民主規劃」(Democratic planning)以及「普及的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140-141頁)等的過度綱領【註2】。

雖然本書第二部份,如上所述,有些美中不足。但是,任何讀者希望認真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它是如何解釋及分析目前這場金融危機,甚至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問題,這仍是一本不錯的入門書。

【註1】
見《劍橋經濟雜誌》(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第36卷,第1期,2012年1月。
筆者的譯文連結﹕http://ma-petite-taverne.blogspot.fr/2013_01_01_archive.html


【註2】
見中國的世紀出版集團和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相關部份的網頁連結﹕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an-anti-capitalist-manifesto2003/05.htm#4

同書中譯本將Universal basic income譯為「統一的基本收入」。筆者認為譯為「普及的基本收入」較為合適。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an-anti-capitalist-manifesto2003/05.htm#5

Alex Callinicos
Bonfire of Illusions: The Twin Crises of the Liberal World
Polity Press, Cambridge,2010.

2013年7月1日

訪問希臘左翼反資聯盟(Antarsya)兩位組織者

前言及背景


希臘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及之後飽受「三駕馬車」(Troika,即國際貨幣基金會、歐盟及歐洲央行)主導的緊縮政策蹂躪,希臘社會正經歷一場前未有的嚴重危機。但這三年來,希臘人民反對緊縮政策的鬥爭,也從沒止息,而且越來越激烈。筆者另一篇報導希臘國營電視廣播公司(下稱ERT)員工反關閉ERT的鬥爭便可見一斑。


此次希臘之行,行程比較匆忙,只能聯絡上兩個左翼團體,與他們的組織者分別作了訪談。一個是左翼重組(Left Recomposition),另一個是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姊妹組織希臘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下稱SEK)。兩個團體都是左翼反資合作及推翻資本主義(Anticapitalist Left Cooperation for the Overthrow 英文簡稱Antarsya,下稱左翼反資聯盟)的重要核心成員團體。

左翼反資聯盟(Antarsya),主要由十個左翼團體於2009年組成。左翼反資聯盟政治綱領著重以工人權利回應經濟危機,包括立法禁止裁員、最低工資每月1,400歐元,每週工時35小時(在不削減工資情況下),銀行收歸國有,立法保障外來移民權利,以及反新納粹主義和種族主義運動等等。左翼反資聯盟主要在工作場所和社區做動員群眾的工作,但亦有參與國會和地方議會選舉。

這裡順帶介紹希臘目前在政治上有影響力的另一團體激進左翼聯盟黨(Syriza),全名為激進左翼聯合統一社會陣線(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Unitary Social Front,英文簡稱Syriza),也是由不同的左翼團體和個人組成,但它以單一政黨註冊。激進左翼聯盟黨自2012年國會大選後,躍升國會得票第二大黨。而激進左翼聯盟黨的領導人物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是希臘當今的政治紅人。

以下訪談,分別是左翼重組的組織者帕納約蒂斯(Panagiotis Sortiris)和SEK的報紙編輯奈克塔里斯(NektariosDargakis)的綜合整理而成。帕納約蒂斯正職是大學社會學講師,同時也是左翼反資聯盟的現任聯絡人。



照片中間為左翼反資聯盟(Antarsya)聯絡人帕納約蒂斯(Panagiotis Sortiris) 

希臘經歷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之後Troika主導的緊縮政策,社會情況如何?


帕納約蒂斯﹕希臘自2008年的金融危機,實行緊縮政策三年多以來,社會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機。

在經濟方面,國民生產總值GDP急劇負增長,失業率接近三成,16至25歲的青年失業率更高達六成多,工人工資平均被削減三成。

在社會方面,自殺率、犯罪率及無家可歸人數等都急速上升。


在政治方面,除了政局混亂及不穩外,政府為了貫徹Troika的緊縮政策,反民主及獨裁傾向日益嚴重,很多政策毋須經過民主討論程序便單方面推行。對於工會的罷工,運用緊急法令打擊取締。


2012年國會選舉後組成的三黨執政聯盟的政治取態如何?


帕納約蒂斯﹕2012年國會選舉後三黨組成的執政聯盟——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泛希臘社會運動黨(PASOK)及民主左派(DIMAR),只是脆弱的「多數」。當中,主導希臘政治的傳統兩大政黨新民主黨及泛希臘社會運動黨的得票率均下跌,而整體投票率亦下跌。

雖然執政聯盟處於弱勢,但對於推行緊縮政策卻極具好鬥精神,雷厲風行。當中,尤以新民主黨被視為推行Troika緊縮政策的急先鋒。對工會發起的罷工,都會強硬對付,毫不手軟。如今年初運用緊急法令禁止地鐵工人罷工,以及5月又阻止教師罷工等。


這次希臘廣播電視台ERT被關閉事件的意義如何?


帕納約蒂斯﹕執政聯盟關閉ERT(其實主要是新民主黨策劃的),激起ERT員工及民眾的強烈反抗,社會輿論普遍反對關閉ERT,這項不得民心倒行逆施的政策,令到執政聯盟處於孤立境地,聯盟內部也因此產生嚴重分歧。

關閉ERT激起的社會迴響以及民眾的動員,完全是執政聯盟或新民主黨當初始料不及,ERT員工佔領總部繼續自行廣播運作,政府不敢派出軍警強制清場,避免引發更大規模的社會衝擊。工會發動過一次一天式的聲援大罷工,但只止於此。


我們左翼反資聯盟是全力支持ERT員工的鬥爭及佔領,動員民眾到ERT總部聲援及集會。這次反關閉ERT的鬥爭,可說是為過去幾年來希臘民眾反緊縮鬥爭重新注入新的動力,打擊執政聯盟推行緊縮政策的氣焰。


(註﹕有關ERT員工的鬥爭,可參考筆者另一篇訪問ERT員工的報導。)


可否談談,左翼反資聯盟(Antarsya)與激進左翼聯盟黨(Syriza)的分別?大家有否合作的機會?


帕納約蒂斯﹕基本上,左翼反資聯盟的工作主要是街頭和工作場所的群眾動員工作。我們政治綱領著重以工人權利回應經濟危機,以及如何與現存制度有一種決裂。


而激進左翼聯盟黨(Syriza)雖然有主張反新自由主義的政綱,以及反對緊縮政策。不過,他們著重在議會的選舉工作層面,多於動員群眾的鬥爭工作。

去年選舉當時大家的明顯分別,激進左翼聯盟黨提出留在歐元區,但是我們左翼反資聯盟是主張退出歐元區以及銀行國有化,這些都是激進左翼聯盟黨不敢提出的。

談到合作,應該機會不大。坦白說,激進左翼聯盟黨已經越來越右傾。因為他們的選舉得票日漸增多,現在只想等待時機成為執政黨。就以今次反關閉ERT的鬥爭,激進左翼聯盟黨都不敢提出大罷工的鬥爭。而且,他們將自己包裝成(尤其要說服Troika)即使他們上台,也不會為希臘帶來激烈的改變。


未來希臘民眾反緊縮的鬥爭形勢怎樣?

帕納約蒂斯﹕這次反關閉ERT的鬥爭,是民眾反緊縮政策鬥爭的一個重要分水嶺,重新鼓動民眾的鬥爭熱情。

我估計執政聯盟因這次ERT事件而出現內部的分歧,可能短期內會舉行國會選舉,政治形勢會更加動盪。

(註﹕訪問後不久,民主左派退出執政聯盟。)

社會的變革形勢是存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將社會矛盾提供的時機,打開一個徹底改變的空間,推動和串連民眾的鬥爭要與現存制度或秩序作出徹底決裂。


照片左邊為希臘社會主義工人黨(SEK)的報紙編輯奈克塔里斯(Nektarios Dargakis)。SEK也是左翼反資聯盟成員團體。 

工會對緊縮政策的回應如何?

奈克塔里斯﹕工會領導——希臘共產黨在工會仍在一定勢力——對於反緊縮政策的鬥爭,雖然原則上仍是支持的,但流露宿命和悲觀情緒,表示即使再發動大罷工也不能改變緊縮政策,因為可以做的都已做了。


但工會在今年初也正式發動一天的大罷工,以及為今次ERT事件發動的罷工。因為工會領導面對基層會員日益的不滿以及鬥爭情緒,某程度要作出回應。但我們左翼反資聯盟認為一天式的罷工當然不足夠,工會需要發動更堅決的鬥爭。


新納粹主義組織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興起原因為何,以及左翼團體如何面對?

奈克塔里斯﹕去年選舉,新納粹主義金色黎明黨的冒起,是個非常嚴重的社會警號。他們發動對外來移民的暴力攻擊甚至謀殺,令人震驚。但同時要了解,政府為轉移經濟危機問題,過去將矛頭不斷指向外來移民的種族主義,宣揚大國族主義,打擊工會罷工權利等等,間接助長這股極右新納綷主義勢力的興起。

但同時去年由不同革命左翼團體推動及成立「反種族及法西斯主義威脅運動陣線」(Movement Against Racism and the Fascist Threat ,KEERFA)的聯合陣線,希望團結工人階級、各工會及政黨,共同反擊新納粹主義和種族主義。


運動目標是要在各社區層面,孤立新納粹、法西斯主義及種族主義者,以及組織移工和少數族裔移民,捍衛他們的權益。今年10月更會舉辦大型的反法西斯主義節。

2013年6月20日

記希臘電視廣播公司ERT員工反關閉公共廣播的佔領鬥爭

希臘三黨執政聯盟,6月11日晚上,突然宣佈終止國營的希臘電視廣播公司(下稱ERT)旗下的公共電視、電台節目播送,並物色外間私人公司接手營運,即時解僱2600多名員工(包括記者、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等)。但被解僱的員工並沒有自動投降,像希臘民眾反抗由IMF、歐盟及歐洲央行「三頭馬車」(Troika)強制希臘實施緊縮政策的鬥爭一樣,發起一連串的抗爭行動,更富意義的是員工佔領及接管公司總部自行營運,繼續為希臘民眾提供公共廣播服務。

自ERT員工佔領廣播公司總部的鬥爭以來,由工會及其他左翼團體發起每晚在ERT總部外舉行聲援集會,集會有聲援團體發言及各種表演節目,參加人數動輒數千。

6月19日黃昏時份,ERT員工佔領鬥爭踏入第9天,我來到ERT總部,希望做些實地考察及訪問。到達現場,集會還沒開始,已有不同左翼團體擺設攤位,派發宣傳單張及售買它們的報紙和刊物。原本聯絡好希臘社會主義工人黨(下稱SEK,SEK為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姊妹團體)的一位朋友,現場給我介紹認識一些ERT員工及SEK的朋友做些訪問,但他因組織工作稍晚才到(他實在事忙,最後沒有來)。

而在等候SEK朋友期間,把心一橫,倒不如直接進入ERT總部大樓,看看能否找些員工做訪問。我一進入大樓內的大廳,已經感覺一種工人當家作主的氣氛。四週貼滿海報及橫額,兩邊的閘口有負責的工人守著,查看進入大樓訪客的通行證及有關證件(員工有員工證便可以在閘機直接拍卡進入)。這時內心有些猶豫,但還是硬著頭皮到接待處向負責的女士直接道明來意。表明我是外地來的學生,希望接觸ERT的員工作些訪問。這位女士能說流利的英語,先登記我的護照資料,然後打電話請示有關負責的同事能否作出安排。結果令我喜出望外,她給我發了一張臨時通行證,叫我到外國新聞部的辦公室。

我到了外國新聞部辦公室,輾轉找到一位女記者做個簡短訪問。她叫瑪莉亞(Maria),34歲,大學主修新聞,從實習到畢業後便一直在ERT工作,至今已12年。她娓娓道來這場抗爭的始末及理據。

過去幾年,在緊縮政策下,政府已經開始提出要對ERT進行「改制」或架構重組。瑪莉亞想不到的是,去年(2012)國會大選後組成的三黨執政聯盟——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泛希臘社會運動黨(PASOK)及民主左派(DIMAR)——竟然可以這樣粗暴地突然關閉ERT,並遣散所有員工。由所屬新民主黨的總理薩馬拉斯(Antonis Samaras)提出的這個方案,沒有經過基本的民主機制討論(包括由國會討論及通過),便單方面強制實行,完全是反民主。ERT自1938年創立以來,只曾於二戰期間在納粹德國佔領下被關閉。

其次,政府聲稱因為ERT連年虧損,關閉ERT尋求外間私人公司接手,是逼不得已的做法。但瑪莉亞認為ERT作為公營機構,收入主要來自納稅人,當然不代表不需要改革令她變得更有效率,但是她反駁虧損的禍首是公司的董事局,他們每人月薪數千歐元(數萬港元)以上,但平時卻看不到他們有到公司工作。而且,機構上層的管理不善甚至有貪腐等問題,沒理由要由普通員工來買單。

第三,雖然ERT是代表政府的廣播機構,但節目能為民眾提供多元的選擇,包括電影、古典音樂、藝術及文化等方面。新聞節目雖無可避免會闡釋政府立場,但會採取平衡客觀報導原則,各黨派立場都會作介紹。日後若果由私人財團經營,製作的節目便純粹由商業原則掛帥,多會播放荷李活(好萊塢)的電影,觀眾的選擇少了。更糟糕是新聞節目會像現時私人財團擁有的媒體一樣,只宣傳某一政黨的政見,以及一面倒地推銷緊縮政策。

所以,捍衛ERT的抗爭,不是純粹要保障工人的就業權,還有公共廣播的空間及民眾的多元選擇。而且,自從佔領ERT的抗爭以來,希臘民眾普遍都是積極支持,畢竟ERT過去製作的一些受歡迎的節目,已成為希臘過去幾代人的集體回憶。另外,政府既然可以隨時關閉公營服務及解僱員工,任何人他日也可能成為下一個被開刀的對象。

對於現時ERT的鬥爭,瑪莉亞坦言結果仍然難料。從佔領ERT總部首天起,政府已不斷恐嚇會出動警察武力清場。所以,有民眾自發到總部聲援及防止警察武力清場。現在,執政聯盟遇到員工堅強的鬥爭和民眾普遍的抵制,所以執政聯盟內部亦開始出現分歧,泛希臘社會運動黨及民主左派表示不支持新民主黨這項政策。所以,政府又改口表示可能不會全部結束ERT,或會保留部份公共廣播和員工。另外,法庭亦裁決,政府即時關閉ERT結束公共頻道是違憲,但瑪莉亞強調法庭的裁決並非表示ERT不能由私人財團經營。

簡括而言,政府在推行緊縮政策,越來越走向獨裁專制。同時,極右法西斯的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的崛起,令瑪莉亞感到非常憂慮,這也反映社會危機嚴峻時刻,將矛頭指向外來移民及弱勢群體,總會獲得一些支持。希臘社會需要健康的變革力量。

當訪問結束,我到員工餐廳買飲料,準備到總部外參加聲援團體的晚會。整個員工餐廳座無虛設,煙霧瀰漫,這裡完全不設禁煙區(其實整棟大樓都是)。結果又認識到幾位員工,原來其中有些是已退休的節目製作部的前員工,她/他們每天特地前來為現職員工的鬥爭打氣。她/他們一聽到我來自香港,表示很喜歡王家衛導演的作品,大家說著說著……我便順道在員工餐廳解決晚飯需要,反正大樓外的音樂會演奏在裡面也聽得一清兩楚。

差不多到晚上11點,我必須要回旅店了,因為晚上11點半後便沒有地鐵,否則要在大樓內與仍然留守的員工一同過夜了。

在回旅店的路上,腦海裡一直想著,姑不論ERT員工鬥爭的結果最終如何?但經過今夜的實地體驗,更堅信「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不是純粹的口號,民眾是可以從生活中實踐出來的,民眾尋求資本主義的另類出路不但是可能也是可行的,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和管理生產同樣也是可行的。

ERT總部大樓外掛滿橫額,其中有英文寫著「ERT是不賣的」(希臘名縮寫為EPT)。

                                       

                                                                                                                                                                      

2013年5月12日

碼頭罷工結束的感想 ——兼個人回應對職工盟的有關批評

離開香港,來法國留學已將近三年,我基本已適應法國這裡的生活,香港的事情離我已越來越遠。但在香港過去一個多月來發生的碼頭工人罷工,無法不牽動自己的情緒。畢竟自己曾在職工盟工作多年,這次不能與過去戰友並肩作戰,內心總覺有些虧欠。

左翼21的朋友希望我就碼頭工潮而針對職工盟的有關批評,寫文章回應一下。雖然又到學期末,正埋首於趕報告及準備考試之際,我還是答應下來。

這些對職工盟處理罷工的種種批評或指控,自己過去在職工盟工作時候亦會碰到。現在在網路世界有人又不斷挑來討論,因這次工潮有大量的青年學生參與,那還是值得把當中的一些問題,結合我過去的工作經驗,拿出來談談。

以下談談我要回應的一些批評意見﹕

消費者運動或「良心消費」的局限?

批評一﹕這次碼頭工潮,職工盟與左翼21及其他社會團體發起杯葛李嘉誠集團的消費者運動或「良心消費」存在局限。

這只是豎立一個稻草人來攻擊的技倆。我相信職工盟與左翼21的朋友,都不曾會對罷買李嘉誠集團旗下產品的消費者運動,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主戰場仍然是碼頭工人罷工癱瘓或阻礙資本運作的實際鬥爭。

這次碼頭工潮,爭取社會輿論支持罷工工人,亦是歷來罷工鬥爭的策略常識。罷買李嘉誠集團旗下的產品(或良心消費),亦只是其中之一的策略。還有更重要的利用社交網絡平台,透過大量的文字、影像記錄工作等進行廣泛宣傳動員,尤其是青年學生的貢獻。可以肯定說,從罷工基金的捐款數字和無數的捐贈物資,4千多市民的遊行聲援,已是最好說明這場罷工如何贏得廣大市民的支持,當中的宣傳策略功不可沒。

職工盟分裂工運?

批評二﹕職工盟在這次工潮,拒絕與工聯會和勞聯聯合一致提出統一的加薪幅度以及一致行動,實際是分裂工運。

這裡指控職工盟獨自提出加薪23%,遠高於工聯會與勞聯提出的12%,故意為勞資談判設下難以逾越的障礙。但這根本不能成立。碼頭工人在臉書建立的「碼頭的辛酸」群組上,已清楚說明這是他們工人自己討論後而提出的加薪幅度。
這種指控完全是捨本逐末。問題不在於三個工會聯會是否有一致的加薪訴求,大家代表的工人或有各自不同的訴求,這完全是正常現象。問題反而是當HIT及其所有外判商提出劃一加薪9.8%加獎金4千元為最終方案時,這亦達不到工聯會及勞聯所提出的12%方案,外判商甚至終止談判,那工聯會及勞聯又為什麼不動員他們的會員一同罷工?
再者,我認為工聯會和勞聯若果最終「企硬」自己提出的12%方案,也發動罷工;又或是他們即使不打算發動罷工,但口頭向資方作出會發動罷工的警告,迫使資方重返談判桌,不是立即無條件地接受方案。那麼,最終得到的方案有可能不會止於現時的9.8%。

我自己過去在職工盟負責巴士工會屬會的每年爭取加薪的勞資談判,工聯會屬會的加薪開價,有時甚至還高於職工盟巴士工會提出的方案。但每年最終結果,工聯會屬會一樣要接受(甚至先於職工盟屬會)資方的比自己原來方案更低的加幅,沒有採取工業行動。而資方(多是新創建集團)以已經與工聯會屬會達成加薪協議,以此迫使職工盟巴士工會屬會接受,職工盟的巴士工會屬會有些情況下惟有獨自發動工業行動,結果有輸有贏。

工會大「團結」?

批評三﹕職工盟應該盡量嘗試與工聯會在某些層面合作,而不應將之視為鐵板一塊的拒絕合作,他們當中也有同情工人而為工人爭取權益的幹部。

工聯會與職工盟的政治立場的不同取向,這裡毋須再花唇舌。我個人同意工聯會內有些基層幹部仍然重視工人的維權工作(他/她們本身也多是紅褲子出身),我過去在勞工處或勞資審裁處(下稱勞審處)場合,接觸到一些工聯會已退休的工會幹部,還義務協助工人。但是,他們上層的考慮卻不是從這角度出發,社會維穩同樣重要。當工人要找他們維權時候,若可以與老闆商討的便盡量在談判桌上或私下解決,這方法不成,便惟有叫工人去勞工處或勞審處向老闆追討權益,盡量避免組織工人採取集體抗爭行動。更多時候,工人都是先找工聯會後,發覺以上這些方法不行,才來找職工盟。職工盟當然不會排除與資方商討或訴諸法律程序,更重要是組織工人以集體力量進行維權。

又再舉一個例子,建造業判上判的制度,在建造業不景氣時候,導致經常出現欠薪問題。若果叫地盤工友去勞工處或勞審處追討,一般建築工友多數抗拒這種冗長的法律程序,希望有更快捷的辦法。職工盟會組織工人到建築工地抗議,向總承建商施壓代資工人欠薪首兩個月。當然有時也要看人數,若果人數少或要被迫去勞工處或勞審處,但若有幾十人,我當然會組織工人採取集體行動,到地盤工地向總承建商施壓。我曾在勞審處碰到一位較熟絡的工聯會退休老幹部,協助幾十人在勞審處聆訊,人數坐滿整個法庭,我看他非常辛苦地為工友準備文件,我問他既然你有那麼多工友,為什麼不先嘗試組織工友去地盤抗議拉橫額追討欠薪?他只能顧左右而言他﹗

今次碼頭工潮的起因,我估計是工聯會內部又一次的錯判形勢,低估工人的不滿情緒。情況類似2007年紮鐵工潮一樣,當時工聯會的紮鐵工會以為與紮鐵商會達成某個薪酬加幅便可了事,以為工人最終都會接受,就算不接受也做不出什麼來。怎知工人堅決不接受,向職工盟尋求協助。同樣今次碼頭工人罷工前夕,工人內部已傳聞工聯會私下已與HIT達成加薪5%的方案(可能先放風測試工人的反應),工人同樣不接受,最終找了職工盟。工聯會其後雖否認接受資方5%加幅,但承認沒有事先諮詢工人加薪的幅度。所以,工聯會既要維穩但又對工人維權作些姿態,過去的例子還不夠說明他們上層(可能本身與資方或管理層有千絲萬縷關係和最終要看「阿爺」指示)認為何者重要嗎?

工運升級為社運?

批評四﹕這次罷工未能取得更大成果,因職工盟沒有更進取地將它升級為一場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甚至進行提早佔領中環的預演。

這是個值得繼續討論的問題,我個人此刻還沒有定見。不過,我認為有時不宜將一場罷工過於浪漫化。如果要將罷工升級,甚至要對社會秩序構成一定衝擊,到頭來是否能如初期那樣獲得社會輿論支持?罷工工人若為此負上法律責任,是否會更快拖垮罷工?因為到頭來影響不單是工友本身,還有他/她們的家庭。

我過去負責建築地盤的欠薪問題,當工人要追討欠薪,封鎖地盤向總承建商施壓,多有機會與地盤保安甚至警察發生正面衝擊。而作為工會組織者,當中的位置如何拿捏,需要非常小心謹慎及保持冷靜,盡量避免工人在追討權益之中而招致官非。

所以,我也理解今次職工盟組織者若要再將罷工升級所顧慮的地方,以及避免授人話柄指責職工盟騎劫了罷工或以罷工工人作本錢。

不過,若果社會氣氛真的比起過去有明顯不同,是否可以有其他將罷工升級而又相對較少風險的選項,可由罷工工人民主地開放討論,共同商討。

話說回來,這次罷工在有些重要問題仍未解決底下,尤其高寶工友重新配對工作的問題,便宣佈復工。究竟是否還能撐久一些?當然我沒有親身參與,也不好說。

這場罷工雖然沒有爭取到理想結果,但考慮到要面對如此強大的對手,最終沒有被擊倒,也難再予苛責。而且,工人基本仍可以回到過去工作場地,保存實力,以後可以繼續組織其他沒有參與今次罷工和新入行的工人。450多人苦撐40多天的罷工,估計已令到HIT貨櫃吞吐量比去年同期下跌有雙位數字跌幅和損失達兩億元。HIT由最初拒絕承認及承擔外判商對待工人的責任,企圖將責任「外判」,到最終也還不是由它出面協調所有外判商統一加薪幅度。

罷工作為工人階級鬥爭的鍛鍊

最後,這場碼頭工人的罷工是標誌工人階級開始進行有意識的階級鬥爭,因為資本家階級早已有意識地向工人階級作出鬥爭(長工時、外判化、工資結構嚴重不平等…),對其他行業的工人階級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也向社會大眾上演了一幕階級鬥爭教育的一課。

正如恩格斯說﹕「罷工是工人的軍事學校,他們就在這裡受到訓練,準備投入已經不可避免的偉大的鬥爭中去。」(《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卷,第512頁)

2013年4月9日

戴卓爾夫人﹕一個殘酷統治階級的鬥士死了


戴卓爾夫人﹕一個殘酷統治階級的鬥士死了

Margaret Thatcher: a brutal ruling-class warrior is dead

柯林尼可斯( 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翻譯

譯按﹕譯自「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 Party)201348日網頁電子報。

英國官方對戴卓爾夫人(台灣譯作柴契爾夫人)之死的回應——當然包括媒體機構——企圖將她吹捧成「大政治家」流芳百世。

那些記得戴卓爾夫人對煤礦工人——以及其他工人階級社區——所作所為的人們,寧願她為世人所銘記的是,就如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形容另一位保守黨政治人物卡斯爾雷子爵(Lord Castlereagh)一樣。雪萊在1819年彼德盧屠殺(Peterloo Massacre)之後,寫道﹕「我在路上遇到了凶手,他有副卡斯爾雷的面具」(I met Murder on the way/He had a mask like Castlereagh )(譯註﹕這句出自雪萊的詩The Mask of Anarchy)

謀殺就是戴卓爾夫人的業務。有時謀殺是隱喻性的——對工業和社區。它仍然會摧毀人們的生活。

有時謀殺是真實的。

她監督著對愛爾蘭進行的骯髒戰爭。戴卓爾夫人的冷酷無情,表現在她迫使愛爾蘭共和軍囚犯要絕食致死,因她拒不讓步承認對方所要求的政治犯身份。

如果戴卓爾夫人不訴諸荒謬畸形的殖民地武力,那麼阿根廷與英國合共907名士兵便不會在1982年的福克蘭戰爭中被殺。她的遺產主導英國繼續佔有馬爾維納斯群島(Malvinas),毒害英國與阿根庭的關係。

戴卓爾夫人得意於戰爭。在199011月,當她的內閣最終決定攆走她時,她懇求繼續擔任首相直至即將到來反對伊拉克薩達姆.候賽因(台灣譯作薩達姆.海珊)的戰爭結束為止。

雖然戴卓爾夫人在道德上是可鄙的,但她或許稱得上是英國最後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政治領袖。她於19795月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上任。

世界經濟進入第二次大衰退的十年——清楚的是19501960年代的長期繁榮的真正結束。
相比過去繁榮年代,經濟危機背後是資本的盈利率急劇下降。為了恢復盈利,需要加強對工人的剝削。但是,尤其是在英國,統治階級遭遇腹背受敵。它面對著一個在繁榮時期,從工作場所強大的基層組織建立起來的具有良好組織性和戰鬥力的工人階級。

1972-74年之間,在煤礦工人和碼頭工人的帶領下,英國工人運動將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前任領導希思(Ted Heath)拉下台。1978-79年工人階級要求加薪的反抗,「不滿的冬季」粉碎希思之後工黨提出的社會契約,顯示工人運動的持久強度。

戴卓爾夫人在1979年贏得大選之前,已經自詡為「鐵娘子」,代表相比在經濟繁榮時期的統治階級常見的政治更為強硬及好鬥。她挖掘出在1930年代大蕭條已被埋葬的自由市場的正統觀念。

比起任何其他主要的資本主義政治人物,戴卓爾夫人所倡導的率先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她很快就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盟友,新右翼共和黨人的美國總統列根(台灣譯作雷根)

而列根面對的是一個不那麼強大的工人運動,當他在1981年上任時,他已受益於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在197910月實施的政策引致嚴重衰退所帶來的影響。

戴卓爾夫人和她的諂媚者喜歡讚美她的勇氣。事實上,尤其是她在唐寧街首相府的早期年代,她小心翼翼,經常避免過早對抗而引起強大工人階級的反應。

她享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承繼她前任的工黨首相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和之後的詹姆斯.卡拉漢(Jim Callaghan)帶來的社會契約。社會契約最終失敗,但是它成功將工作場所日益官僚化的工會代表整合到與資方管理層和國家的合作。

這意味著,例如,英國利蘭(Leyland)汽車大公司的老闆開始能夠打擊這些最有力的工作場所工會代表。

德里克.羅賓遜(Derek Robinson),英國伯明翰長橋(Longbridge)工廠的工會召集人,發覺自己被切斷與工作間的聯繫和被資方成功迫害。

這同時也意味著本位主義勝過團結。

這就令戴卓爾夫人更容易孤立在1984-85年煤礦工人史詩般的大罷工。

但她是幸運的。如果阿根庭的軍械工將信管正確地放在炮彈上,大多數英國戰艦將會葬身南大西洋的海底,戴卓爾夫人就不得不在羞辱下辭職。
就她的政敵而言,她也同樣是幸運的。這是真實的,她的工黨對手——起初是邁克爾.富特(Michael Foot)和之後的尼爾.金諾克(Neil Kinnock)在表面熱情澎湃的修辭底下,隱藏著日益增長的右翼政治。

最重要是,這是真實的,工會領導——他們的永恆恥辱——允許在煤礦社區的男男女女獨自戰鬥了一年。武裝的警察隊伍佔據礦井村莊和戴卓爾夫人的親信組織工賊工會,絕望和艱困削弱了礦工們的戰鬥意志。

但她仍然有可能被擊敗的時刻——正是在19847月,當有組織的工賊行動激起全國碼頭工人的罷工,之後又在同一年秋天,當礦工代表(監事)揚言要罷工。

在兩個場合上,工會官僚到來救了她。

在這場勝利之後,戴卓爾夫人尋求更徹底地努力重塑英國市場的佔有性個人主義。

到了1980年代末,她和她財政大臣奈傑爾.勞森(Nigel Lawson)策劃制定在新自由主義年代首個以金融泡沫推動繁榮的政策。

但是,到最終,戴卓爾夫人自己貪功致敗。自負的她,在1989-90年實施人頭稅,從億萬富豪到貧民的每個人都徵收相同的稅額給當地政府。

不知從哪兒來個社會大爆炸——倫敦自1930年代以來出現最大的騷亂和有1400萬群眾參與拒絕交稅運動。

最終,為求自保的保守黨被迫將戴卓爾夫人從她的地堡逐出去和取消人頭稅。

這是戴卓爾夫人首相任期內的最重要一課。

或許她死後,統治階級比她生前發起對福利國家的任何攻擊會更大。

對戴卓爾夫人的階級雪恥的最好方式,就是建立一個更強大的社會運動以打垮聯合政府,並且埋葬她所主張的一切甚至比她的棺材所躺還要深的地底之下。

原文網址連結﹕
http://www.socialistworker.co.uk/art/32952/Margaret+Thatcher%3A+a+brutal+ruling-class+warrior+is+dead

2013年3月29日

《明報》有關挪威「福利太好」的報導所引用資料的錯誤問題


如果某新聞機構的一篇文章引述的資料有誤,之後再有報章未經考察而又轉述,還要加以發揮,結果變成錯上加錯。可以看看《明報》2013年3月26日三篇有關挪威的報導作為例子。

《明 報》這三篇報導或文章,標題為「挪威憂坐食山崩,福利太好損就業,上班族工時縮短」、「『新北歐模式』增市場角色」以及「等不及周末 周四下午就度假去」。內容其實都是來自路透社網頁2013年3月24日同一篇有關挪威的分析文章,標題為「坐擁太多金錢,挪威冒著偏離航道的風險」 (Sitting on too much money, Norway risks going off course.),作者是Balazs Koranyi 及 Victoria Klestl。《明報》只是將之分拆成三篇獨立報導。

《明報》這三篇近乎全文轉述路透社文章的報導,除了引述的資料,觀點也是一致的,雖然有註明出處是路透社,卻不註明出自路透社那篇文章,亦沒有註明作者,似乎有抄襲之嫌。

其次,《明報》在引用路透社文章的有關資料,似乎沒有先考核一下資料出處是否正確。路透社這文章主要的錯誤就是引述挪威的就業率數字。

《明 報》寫道﹕「挪威央行指出,自2000年以來,挪威工資成本漲了63%,比德國和瑞典多6倍,惟就業率卻只有61%,低於其他北歐國家,甚至低過希臘。」 但翻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2012年7月出版的其成員國直至2011年的就業數據,2011年挪威的就業率達75.3%,已經是排在OECD成員國前列幾名。

而對比路透社原文相似段落這樣寫道﹕

'Wage costs are up 63 percent since 2000, about six times more than in Germany or Sweden, while the employment rate, adjusted for part time work, is 61 percent, below rates anywhere in the Nordics and even below Greece, the central bank says.'

這裡路透社文章原文比《明報》多了一句「將兼職工 作考慮在內」,即使這樣,挪威就業率又何以得到61%?再翻查OECD挪威的兼職工作比率統計數字為20%,假若不計算兼職工作,那應為55.3%。不 過,同樣若以希臘為例,她2011年就業率為55.6%,兼職工作比率為9%,同樣按此原則計算,希臘就業率應為46.6%。那挪威就業率又怎會低過希臘 呢?

比較有公信力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當然不表代我認同它的立場)在2013年2月12日有一篇訪問挪威央行行長Øystein Olsen的報導,便找到這個資料實際出處的頭緒。當中重要的一段﹕

'Norway has high levels of employment, due in large part to the strong presence of women in the workforce. But adjusted for working hours, it is considerably below Sweden, Denmark, the US and – as Mr Olsen pointedly underlined in his speech – Greece before its crisis.'

翻譯為「挪威具有高就業水平,大部份是由於婦女在勞動力當中的強大存在。但將工作時間考慮在內,它是遠低於瑞典、丹麥和美國——正如Olsen先生在演說中尖銳地指出——低於危機前的希臘。」

這 篇訪問,Øystein Olsen指出工作時間縮短及生產力下降會影響挪威的經濟增長。挪威央行網頁有上載他這篇2013年2月14日的演說內容,在第15段標題「就業比例高, 工作時數低(Employment ratio is high, but hours worked are low)」段落,清楚說明挪威工人每年的工作時數低於OECD的平均水平。2011年,挪威工人每年平均工作時數只達平均水平的60%(In 2011, the average number of hours worked in Norway came to about 60 percent of usual hours of work per year.),這裡應該就是(也接近)路透社文章「就業率61%」的錯誤引述。因此挪威勞動成本(Labour Cost)高於瑞典、芬蘭及美國甚至危機前的希臘,不是路透社文章指的工資成本(Wage Cost)。

第三,路透社文章將「工時時數」變成「兼職工作」,再到《明報》之手,就變成「福利太好損就業,上班族工時縮短」。不過,以挪威央行行長的講話,挪威已有高就業的水平,問題只是工時偏低。所以《明報》文章標題似乎應改為「福利太好就業」比較貼切。

至於挪威工時偏低的問題,這裡《明報》既然引用了路透社分析文章將近全篇內容,但獨欠了文章結尾的重要一段,我這裡就它補上。

'But generous benefits, a good work-life balance and limited wage inequality are long-standing parts of a social model cherished by many Norwegians, so any change will be difficult.'

譯為﹕「但是優厚的福利,工作與生活之間的良好平衡,對工資不平等的限制,是大多數挪威人所珍視的長久以來的社會模式,所以任何改變將是困難的。」

挪 威還有些資料,除了上述已說的,還可看看挪威國民的生活快樂指數高於OECD平均數,而堅尼系數(貧富差距指數)也是OECD較低的幾個個家之一。但這些 建基於較公平的財富重分配底下,縮短貧富的差距的福利制度的優點,對一般帶有意識形態偏見的香港主流媒體,當然不會拿來報導的。不過,即使要報導或找它的 負面問題,亦應該尊重基本的事實吧﹗

我在法國留學,有機會接觸一些來自北歐四國的留學生,也加深對他/她們國家福利制度的了解。北歐福利國家的模式,當然有其自身問題,而且在新自由主義的衝擊底下(上述挪威央行行長的言論已反映箇中立場),面臨逐步作出「改變」,都是值得繼續探討的課題。

想 到香港情況,政府經常炒作歐洲國家福利主義的「問題」,最近又說香港推行福利主義會「步歐洲後塵」云云,以此回應社會聲音要求立法提高勞工待遇(提高最低 工資時薪、訂立標準工時及全民退休保障等)和政府增加社會公共服務開支。要知道,歐元區邊陲國家的債務危機,實際是新自由主義底下的金融化政策所造成,多 於是社會公共開支的因素,更不用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北歐四國傳統高福利國家的衝擊相對不大。

香港政府不斷標榜 香港的低稅率,那又為什麼不提(或是不敢提)歐洲國家會有像香港出現「地產霸權」嗎?正如有關香港「地產霸權」的討論已有人指出,香港人都要承受高樓價高 租金之苦,實際上這是一種間接稅。還有小市民日常生活受到大財團壟斷之苦,生活質素日益下降。走筆至此,更得悉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工人在忍受了15年沒有加 工資、工作要連續24小時以及沒有吃飯休息時間等非人道壓迫下,終於爆發大罷工。罷工工人其中的口號「養起李嘉誠,養不起家庭」,這正是「低工資、長工 時、高剝削」下的香港工人的普遍寫照。
  

相關資料來源網頁連結

路透社原文網頁連結﹕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3/24/us-norway-oilwealth-idUSBRE92N07M20130324


《明報》相關文章

「挪威憂坐食山崩,福利太好損就業,上班族工時縮短」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PyA3ogCqF1PgQyD-N-F96pwhakUGNa0hOEcVXB5y_w/edit

「『新北歐模式』增市場角色」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5e3qWZQjHJEiUNH9ORj6M2VOyw7DkviZklP1Ge1dR4/edit

「等不及周末 周四下午就度假去」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uLwxx0OQoLYv1cnVDejgzTUHAN5LNT32fvyzCcMaLg/edit

OECD 成員國就業數據

http://www.oecd-ilibrary.org/employment/employment-and-labour-markets-key-tables-from-oecd_20752342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挪威央行行長訪問

http://www.ft.com/intl/cms/s/0/de0004d0-76ce-11e2-b925-00144feabdc0.html

挪威央行行長周年演說連結

http://www.norges-bank.no/en/about/published/speeches/2013/14-february-2013-economic-perspectives/

2013年1月13日

緊縮政策的矛盾(Contradictions of austerity) 柯林尼可斯( 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翻譯

譯自《劍橋經濟雜誌》(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第36卷,第1期,20121月。

撮要﹕

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標誌如下悖論:以更具決心的救助銀行與財政刺激方式的國家干預,防止了比2008-09年更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然而,這一輪看來成功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卻一下子轉到財政緊縮政策——它令人聯想到1930年代凱恩斯所猛烈抨擊的「財政部查看」(Treasury View)條款。本文是探討這種政策轉變的根源,當中考察的因素包括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銀行的政治力量、以及金融在個別經濟體系中的相對份量,從更寬廣的脈絡來考察金融化。而結論是在這一陣的緊縮與寬鬆政策之間的鐘擺,鼓勵了泡沫資產的發展,從而有助建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這裡意味對緊縮政策的替代方案就是包含廣泛的制度上的變革。

1.引論

關於2008年金融危機與全球經濟衰退之後的經濟政策的辯論,必須面對以下一個難題:傳統凱恩斯主義者對1930年代大蕭條的描述,就是政治菁英作為「自由放任」(「庫房查看」條款)政策的囚徒,妨礙了他們以提高公共開支來彌補有效需求的崩潰,甚至相反令他們為平衡預算而削減開支,導致危機加劇(如Skidelsky1970)。從自由市場立場出發的另一種最有影響力的解釋,則拒絕這種論斷,但同樣認為政策錯誤是個關鍵因素——當中最著名者如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和Anna Schwartz認為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Board,譯註﹕下稱美聯儲會)未能防止美國的貨幣存量在1929年和1933年下跌了三份之一——造成這嚴重和曠日持久的經濟衰退(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第7章)。

但這一次,對崩盤的政策回應則是有力的,主要國家的央行向金融體系傾注了大量現金。除了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的特殊例子外,在「體系」內岌岌可危的重要機構,多會通過由暫時的國有化而獲得救助。這種救助方式更超出銀行金融界別,同樣明顯的干預方式如歐巴馬政府接管及重組通用(General Motors)和克萊斯勒(Chrysler)的汽車生產商(有關分析可參考﹕Rattner, 2010)。伴隨這些措施的財政刺激方案,不但被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採納,而且包括南方的多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譯註﹕下稱IMF)估計,2009年在發達經濟體的國家,政府財政赤字佔國內國民生產總值上升大約5%﹕當中一半是屬於「自動穩定機制」(Automatic Stabilisers)的開支,而另一半是額外隨意動用的開支(IMF2010,第17頁)。

然後有人會認為目前的經濟與金融危機,從凱恩斯主義者角度而言,政策的積極回應防止類似1929年和1933年的崩盤所造成對產出及就業所持久影響的事件重演,而得以有個美好結局。事實是在2008年股市崩盤時,人們就大談要回歸凱恩斯,由兩位作者趕著這時機推出研究凱恩斯生平與他思想的重要學術著作,標誌著這一轉(Clarke2009Skidelsky2009)。不過,這裡大煞風景是,當產出與股票市場的價格從2008-09年冬季的急跌後而一開始復甦,政策逆轉的壓力就同時形成。政治菁英首要處理的工作是要減低預算赤字,從過去的事實證明,造成赤字的原因,尤其是在經濟收縮時期,是由於稅收減少多於福利開支的緣故(ReinhartRogoff2009,第14章)。為減少赤字而通過廣泛削減公共開支的方式,成為新的政策範式。這種向緊縮政策轉變的政治模式在各國的情況有所不同﹕歐元區外圍成員國的經濟危機主導了歐盟;而在英國,20105月保守—自由民主兩黨聯合政府的來臨提供了契機;在美國,共和黨因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的壯大贏得2010年的中期選舉,是個轉捩點。

對於轉向緊縮政策的批評,認為它會重犯當年美國政府為應付「大蕭條」的來臨,削減公共開支的錯誤(如SkidelskyKennedy2010)。我同意這些批評,但我這裡所關注的一個難題,就是這政策制定的轉變速度,由表面上凱恩斯主義式為應付經濟與金融崩潰的前景到以削減赤字為主導的日程。但是,有些評論者認為這裡並沒有政策改變,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喜歡有利富人的減稅以及削減社會開支,已經根深柢固數以十年。2008年的崩盤令到國家干預激增,但是一旦當崩盤的威脅解除,便又重新打回原狀,緊縮政策作為一個機制,回復過往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平衡關係。

這種分析的困難之處,就是大大低估肇始於20078月的全球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及持久性,尤其是在西歐與北美傳統發達的資本主義「核心」地區。2011年夏天在主要金融市場的大幅拋售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代表「核心」地區的「下沉」現實。從2008-09年的經濟衰退而缺乏自我持續復甦的情況下,經濟維持在極度依賴國家的行動——如果不是以刺激經濟方案的方式,就是以主要央行所追求的超廉價貨幣政策的形式。所以,目前這場危機標誌新自由主義時代的一種不連貫(Discontinuity)的時刻,危機的嚴重性迫使主要西方經濟體更大程度依賴國家。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轉向緊縮政策,而需要對它作出解釋。即使它看似是回歸常態,但這種解釋無視一個更大的經濟脈絡。

我這篇文章將評論有關的解釋,我認為要弄清楚緊縮政策,視乎我們如何理解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金融化,以及這種金融化過程如何在不同國家所展開的不平衡方式。我是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視野出發,理解金融市場(馬克思自己稱為「信用體系」)作為一種暫時克服資本積累過程的矛盾的機制,只是加深了危機的嚴重性。【註1

【註1Callinicos2010A《虛幻之篝火》(Bonfre of Illusions)第34-59頁,討論閔斯基(Hyman Minsky),哈耶克(F. A. von Hayek)以及哈維(David Harvey)他們對金融危機的看法。
  
2.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

在未解答上述難題之前,先需要釐清兩個涉及的名詞﹕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哈維(David Harvey)說﹕「證據有力地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在某方式及到某程度上是與經濟菁英復辟或重建其力量聯繫在一起(Harvey2005,第15頁)。」Alfredo Saad-FilhoDeborah Johnston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最基本特徵是有系統地利用國家權力,在國內實施(金融)市場的規則,如仿傚『全球化』在國際上所做的一樣。(Saad-FilhoJohnston, 2004,第3頁)」這些定義,似乎過於寬泛及過於狹窄,令人驚訝的是,兩者都沒有直接提及意識型態的問題(有關討論對新自由主義概念界定的困難,可參考Chris Harman2007)。在我看來,新自由主義最合適是理解為是一種經濟的政策制度,它目的是要確保貨幣與財政穩定,一種相信市場能自我調節而加以合理化的意識型態。這不但是包括如哈維「階級力量的復辟」的分析,也是對富人有利的財富與收入巨大的重分配(見 Duménil and Lévy2004B)。正如Saad-FilhoJohnston認為,這個制度同樣推進(雖然它不是初創)在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內更廣闊的金融化進程。

這過程有三個面向(詳細可參考本人更詳細的討論Callinicos2010A,第23-34頁),第一個面向Costa Lapavitsas已作出很好的論述﹕

「金融化……不等於銀行對工業或商業資本的主導。它毋寧是代表越來越自主的金融界別。工業與商業資本能夠在公開的金融市場借貸,而愈加涉入金融交易。同時,金融機構尋找在個人收入與金融市場之間新的利潤來源。」(Lapavitsas2008,第34頁)

所以,當代的金融化明顯不同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希法亭(Rudolph Hilferding)提出的金融資本的概念(Hilferding1981)。對於希法亭,金融資本包含是銀行發展與工業企業長期的合作關係,以便他們控制這些企業。但是今日的金融化,是銀行、工業企業與商業企業之間日益相互獨立。銀行尋找額外的利潤來源,多得金融的非居間化(Disintermediation),成為近幾十年來更多投機活動的強大推動力。William Cohan對高盛(Goldman Sachs)文獻所作的全新歷史闡述的著作裡,無情地揭露銀行在它自己賬目擴充「自營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而引致頻密的投訴,最終損害其客戶的利益(Cohan2011,第24章)。第二,金融化在金融市場涉及廣泛的經濟參與角色——不僅是銀行及影子銀行,也包括(如Lapavitsas所言)工業企業、商業企業以及家庭。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家庭日益融入信貸市場,是美國及英國近幾十年來最令人注目的經濟發展。第三,金融衍生工具的激增,不止是提供投機炒作的手段,也容許廣泛的企業在不同的市場計算成本與回報,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作出風險對沖(BryanRafferty2006)。我們在下面看到,因此討論目前的經濟危機,金融化相比銀行的經濟與政治權力,是一個更廣闊的社會經濟現象。

那麼,對金融化的理解如何聯繫到發達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呢?在馬克思主義者之中,發展金融化的概念異常艱鉅,這當中有兩大辯論。首先重要的是(但技術性的),因為它關注如何將金融機構的利潤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聯繫起來(比較  Lapavitsas2009Fine2010)。第二是關於金融化與經濟危機的關係。這造成相互對立的兩種立場。第一種意見認為金融化是近十幾年來令發達經濟體相對增長緩慢以及是目前經濟危機的主因。Gérard DuménilDominique Lévy有力地論證了這情況。他們所理解的金融化頗不同於上述的定義——即金融對經濟與政治的主導,他們認為這是過去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制度化使然。他們說新自由主義是代表回到那種盛行於20世紀初的「金融霸權」(DuménilLévy2011,第18頁;同樣見DuménilLévy2004A)。而其影響(尤其是在美國),減慢資本積累的速度,以及經濟轉向以滿足不斷上升的消費水平(特別是中上層階級)。這令到作為整體的經濟更易受到金融市場投機傾向的衝擊,就如過去幾年我們見到投機所引致的後果(Duménil和 Lévy2011)。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光譜裡的另一端,他們承認金融化代表當代資本主義在結構與動力上的明顯變化,但會視它為一種更長期性的過度積累與利潤率的症狀,而不是視它為當代經濟危機的主因(如Brenner20022006Harman2009Callinicos2010A)。他們認為這些問題是植根於196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所經歷的利潤率下降——新自由主義對勞動力的規訓,只能部分地逆轉利潤率下降的問題。(而這正是與那些理論家如DuménilLévy的重要分歧點,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已經克服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利潤率下降的問題。)金融化作為取代資本的部分過程,因為金融部門能提供比透過生產性投資所獲得的更高利潤。而且,金融市場的資產泡沫發展演變為一種機制,它維持了有效需求,而需求的增長則要多謝「財富效應」鼓勵資產持有人作更多的借貸與消費。(雖然DuménilLévy反對這種金融化的解釋,但在他們的著作《新自由主義的危機》(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第46部分所提供的數據,可以援引作為支持資產泡沫所扮演角色的觀點。)Riccardo Bellofiore形容這是「資產泡沫推動的私有化凱恩斯主義」(Bellofiore2010)。從這個角度看,即使2000年代中的泡沫資產爆破加速了2008-09年的大衰退,但導致危機的是反映在資本積累過程更為深層的特質。【註2


我認為第二種取向更好地把握當代金融化的性質,它強調目前危機的更深層的系統性問題,這根本不是金融市場組織的失衡問題。這個角度怎樣能幫助我們理解政策突然轉向緊縮的這難題呢?在處理有關可能性的解釋,我也會清楚說明我所選取研究金融化的路徑。

【註2López and Rodriguez2011。探討自1990年代以來,「資產價格凱恩斯主義」對西班牙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者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他們會有其他多於以上立場的對立。例如哈維較接近第二種取向多於第一種,但他所理解的過度積累過於寬泛,而沒有聯繫利潤率下降的任何理論﹕Harvey2010。而David McNally的分析設定皆反對以上兩種分析,他實質是更接近第二種﹕McNally, 2011

 3.轉向緊縮政策的解釋

首先,政治的變化不足以解釋這個政策轉向,當中尤其是英國工黨在布朗(Gordon Brown)——應付2008年股市崩盤的國際政策其設計師之一——帶領下在2010年的國會選舉敗選。在許多國家,是在同一政府執政下經歷股市崩盤與轉向緊縮政策,歐元區內最強大的國家如法國與德國。而美國歐巴馬的上任正值經濟危機的嚴重時期,雖然他採取了一系列的額外措施,如7870多億的刺激經濟方案以及接管通用及克萊斯勒汽車,但這都是前總統小布希任內的最後一位財務部長保爾森(Hank Paulson)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所設計的框架之內(而事實是保爾森的「不良資產救助計畫」的資金被挪用來救助底特律汽車公司﹕Rattner2010,第301-302頁)。歐巴馬政府現在在國會共和黨員的壓力下,已經接受削減赤字的議程。他現在可能會沿著財政保守主義的方向而行(即使沒有茶黨崛起的刺激),20119月推出4470億就業計畫的資金,是由進一步削減醫療開支(Medicaid)與醫療保險(Medicare)而來的。

因此,這很容易令人認為轉向緊縮政策標誌著,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根深柢固的意識型態,其結果是造成在政治、媒體與學術界等層面的菁英,其想像無法超越1970年代與1980年代的市場革命所設限的知識視野。在某程度上,這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它只是把解釋的擔子轉移掉了。但從很多對經濟與金融危機的說明都已認識到,在意識型態上鼓動去規管化、廣泛地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特性、容許信貸泡沫在2000年代中開始發展,成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考慮因素。那為什麼菁英們還沒開始懷疑新自由主義呢?即使1930年代發生的事情遠比凱恩斯所說的複雜得多,但畢竟這十年對市場的政治控制的想法——不管是需求管理的形式或是一些更全面的計畫形式——得到更廣泛的流傳(參見對羅斯福「新政」討論的引人入勝的分析﹕Rosen2005)。同樣,因為需求管理明顯不能克服1970年代的滯脹,從而激起貨幣主義的反革命(如Skidelsky1977)。那麼,為什麼這種情況在2008年之後卻沒迫使政策制定者遠離新自由主義的道路呢?

這個難題是深藏於意識形態的複雜型構之中(Callinicos2004,第4 5章)。由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有其知識的核心,但組成它的經濟理論學說(源於傅利曼與哈耶克),它們(適道地說)相互之間是遠不一致的。此外,這種非常籠統的意識型態意味著它們可以解釋與應用在不同方面。新自由主義的歷史作為政策制度,由1970年代末開始的「史詩」時刻,在英國由柴契爾夫人政府以及美聯儲會的沃爾克(Paul Volcker)所嚴厲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之後功利地轉向為日益倚重資產價格泡沫(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集中在股票市場,而2000年代中集中在房地產)以刺激經濟增長。轉變起初不一定是有意識的政策計畫。可以回顧在美國——充分就業的法定承諾與由美元作為儲蓄貨幣角色所提供的更大靈活性,總是模糊了新自由主義的目標——美聯儲會在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任內逐漸增強的意願:容忍泡沫作為經濟發展的代價【註3】。一種意識型態要充分包含明顯不同的政策便須要擴大其適用範圍,但除了我們所見在大崩盤之後又要回到過去的「史詩」時刻外——或者最突出是英國柴契爾夫人時代的「餘韻」,仍然對當今聯合政府的支持與反對陣營裡得到共鳴——即使現在首要的財政手段仍是貨幣政策,但在大崩盤後仍是高度放任的。【註3

【註2López and Rodriguez2011。探討自1990年代以來,「資產價格凱恩斯主義」對西班牙的影響。這裡,馬克思主義者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他們會有其他多於是以上立場的對立。例如哈維較接近第二種取向多於第一種,但他理解過度積累過於寬泛,而沒有聯繫利潤率下降的任何理論﹕Harvey2010。而David McNally的分析設定皆反對以上兩種分析,他實質是更接近第二種﹕McNally, 2011

4.銀行與政府

所以,我們需要超越利益與機構的意識型態去看這問題。一種更深入的解釋集中於銀行的政治權力。前IMF首席經濟顧問Simon Johnson,在他與James Kwak合寫最為詳細闡述的《13位銀行家》(13 Bankers)一書裡,提供了一個版本。Johnson的角度是非常IMF式的﹕一位在極正統的新古典框架內,他的獨特手法是將IMF在財政上為難第三世界國家的陰險手段,以這同一標準來分析美國銀行。對於JohnsonKwak來說,崩盤與回應政策都是來自華爾街的﹕

20093月,華爾街銀行不止是利益集團。在過去30年內,他們已成為美國經濟歷史上最富有的產業之一,以及在華盛頓最強大的政治力量。金融部門的資金大量流入國會民意代表的競選基金。投資銀行家與他們的盟友都在白宮與財政部擔任重要職位。更為重要是,當銀行變得更為複雜、更有社會地位及更有利可圖——不受拘束的創新與去規管的金融市場對美國與世界是美好的——華爾街的意識型態成為華盛頓兩大政治陣營的共識立場。選舉活動的資助以及在私營部門與政府公營服務之間職位經常的調換,給予華爾街銀行對華盛頓的影響力,傳統智慧的轉移有利於他們而奠定他們最後的勝利,他們的說客對國會議員與政府官員的論點都是不證自明。當然,當共識出現瓦解,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之後,銀行仍然可以使出他們常規武器——選舉資金與說客,因為他們意識型態的力量,多次戰役在未開戰前勝局已定。」(Johnson and Kwak2010,第5-6頁)
                                                                                                                       
銀行注入美國政治制度的金額確實是驚人的。20095月《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報導,「獨立監察機構『問責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說金融部門在過去十年已花了35億美元在華盛頓的遊說工作,以及22億美元的選舉捐獻(Luce2009)。」但是Johnson Kwak提供一個更為精緻的論證,不止是簡單地認為銀行的影響力,多得他們的金錢和投資銀行家在華盛頓頻密的佔據要職(當然高盛的成功亦因此而廣泛注目)(可見Cohan2011)。他們認為銀行的成功與權力,能夠塑造菁英階層在討論經濟議題時理所當然的共識﹕「金錢與意識型態是相互強化(JohnsonKwak2010,第6頁)。」

然後,有人可以延伸這種解釋認為被救助銀行的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力量,有助確保滅赤迅速成為上層政治的議題。這就容易理解為什麼銀行突然要依賴國家而感到非常尷尬(這反映在他們尋求償還在危機嚴重時期所獲貸款的進度上),他們想方設法盡快採取措施削弱國家,減低其對經濟日益增加的政治控制。但銀行不能被視為單獨行事。在一個更客觀層面的金融市場,潛在的、不能承受的債務水平,在歐盟周邊起著擴散歐元區危機的毒害作用而蔓延到核心國家,這有助向政府施壓實行緊縮政策。不能忽視的多種勢力影響菁英與公眾意見,特別在英國與歐元區,不僅是媒體更有央行。在美國的茶黨運動,因反對歐巴馬起初的刺激經濟方案而成形,而在英國大量公家資助的智庫組織,財政研究學會(The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在重設削減赤字的優先政治議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Johnson and Kwak對美國的論斷,聲稱﹕「華爾街的銀行是美國的新寡頭。(Johnson and Kwak 2010,第6頁)」相同論證的版本或可以應用在倫敦,倫敦的重要性在於它作為美國、歐洲大陸與日本投資銀行運作的關鍵場所(英國各大銀行加起來也不超過倫敦市18%的總體金融服務﹕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anking 2011,第108頁)。各種流行的說法已清楚表明,倫敦金融城得到歷屆政府有計畫的支援,特別是新工黨吹噓的「靈活」監管制度(如Augar2009)。自從崩盤以來,銀行戮力遊說以對抗那些要加強規管與限制獎金的政治力量,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

但在其他地方卻有明顯不同的模式。導致2007-08年崩盤的抵押債務證券(CDOs),德國銀行是主要買手。Cohan引述有關在2007年得到政府救助的德國工業銀行(IKB)的驚人花絮,這表明在華爾街至少仍可看到有某些德國銀行的影蹤﹕「另一位投資者告訴《金融時報》……德國工業銀行吃虧上當了﹗他說﹕『德國工業銀行有博士級的隊伍研究抵押債務證券的交易並進行分析。但德國工業銀行不會因此嚐到甜頭。因為只要你看華爾街的有關會議,總有批銀行家會跟隨其一舉一動』。(Cohan2011,第15頁)」在過去十年的信貸繁榮中,德國銀行也大量貸款給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OECD2010,第20頁,1.1)。

這種騎虎難下的情況,正好解釋為什麼德國銀行勉強參與歐洲央行(ECB)、IMF發起的對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的援助計畫,而代價就是更大規模的緊縮政策。這也是為什麼德國要限制《巴塞爾III》條款對銀行資本要求的新規定,以及抗衡美國、英國及瑞士企圖對(至少是)大型銀行實施進一步的規定。這裡的分歧可能是與後三個經濟體其金融部門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有關,政府關注他們銀行系統的穩妥,是維持在金融部門有競爭優勢的良好方法。相反,德國仍然僅次於中國成為製成品的第二大出口國,而她的銀行比較弱勢,或者難以應付更為嚴格的資本要求。

在柏林的自由—保守聯盟——不顧歐洲央行的強烈反對——堅持私人債券持有人需要分擔未來歐元區救助計畫的成本。表面上看,這是比美國與英國對金融業採取更強硬的立場。這裡涉及一個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其生產性資本與貨幣資本的不同配置﹕這些配置之間的變化在探討所謂「資本主義的種類」其有關文獻的主要因素之一(如HallSoskice2001)。歷史上看,德國提供如希法亭所說的金融資本的經典例子,在那裡銀行扮演一個在工業與企業之間的協調角色。Thomas Sablowski認為「在德國正進行由銀行為基礎到以市場為基礎的系統轉變」,包括分拆銀行與它們的工業和商業合作夥伴之間的連結關係,開始由「一個為公司法人控制的自由市場」(Sablowski2008,第154–5頁)。但是在德國公司法人通過銀行貸款的負債相比美國為高,證明這個過程的發展還未成熟(Lapavitsas2009,第115頁,圖1)。一個有趣的研究範圍是探討生產性資本與貨幣資本之間的配置關係,以及不同國家對銀行與金融的一般政策。

但若由銀行的利益過於機械地推論出政治菁英的行動,則是錯誤的(如Johnson and Kwak描述華爾街成為「美國新寡頭」那樣會鼓勵這種取徑)。但是,即使銀行有多大力量,對於國家管理者來說,來自銀行方面的壓力只是在角力場上的其中一個因素,另外是他們必須要掌控著國家的運作,和確保他們的政治生存【註4】。因此,即使在英國,銀行的權力比起德國的銀行大得多,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從1986年倫敦金融城放鬆管制的「金融大改革」邁出重要的一步,他採納「維氏委員會」(Vickers Commission)的建議,強制主要銀行在高風險的投機買賣活動裡設立一道保護屏障的機制。

【註4】有關國家與資本之間關係的討論,可見Callinicos2009,第二章。

5.各種新自由主義

所以,任何試圖將轉向緊縮政策簡單解釋為是銀行的經濟與政治權力的結果,必須面對以下事實:就是在新自由主義表面上一致的地方,都可看到從危機之後國家政策對銀行部門明顯而複雜的變化。面對這個困難,其中之一需要說明這些政策變化是關連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其不同程度的金融化。考慮以上提到的意識型態的模糊性,或者,我們應該認識到在純粹的堅持不惜一切代價的貨幣穩定政策,與更為實用地在金融市場爆破後倚靠資產泡沫重新上路,其實這兩者之間是反覆無常的鐘擺多於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模糊性。我們可以用英國過去財相勞森(Nigel Lawson)的個人職場演變為例,他是1980年代模仿「金本位」角色令經濟自我運行的「中期金融政策」(Medium Term Financial Strategy)的設計師,其後演變到以泡沫帶動繁榮的經濟工程師;或者以美聯儲會主席葛林斯班的個人發展為例,他是「金本位」迷與極端自由主義哲學家、作家蘭德(Ayn Rand)的信徒,而成為令市場繼續上升的守護人。

當然這種鐘擺在某段時間內並非是一種方式的運動,但會是重複一種模式。或者,轉向緊縮政策的動力,可以視為決心努力清洗過去的過度行為——就是嚴格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所引致失敗的產物。但是,這只是在新自由主義之內的鐘擺。所以,我們看到轉向緊縮政策沒有相伴隨的要嚴肅控制或懲罰銀行的企圖。更為重要是,這些政策的苦果,不是由制定這些政策或藉泡沫資產得益者來承受,這些政策造成高失業率、減低工資與退休金以及限制公共服務。換句話說,新自由主義仍然存在,正如哈維所言,它是一項階級計畫,其代價是由工人階級與貧窮弱勢者來買單。

在空間與時間上開展對新自由主義的兩個版本作出對比。德國的經濟建設一直以來視為對美國財政政策的一種持續的批評,就是她的無節制以及救助金融機構時容易引起的道德問題。至少兩者部分的不同是關乎兩個國家在全球政治經濟體內的獨特位置。自從尼克森在19718月取消「金本位」制度,之後美國歷屆政府都無情地用美元作為主要儲蓄貨幣的角色,逃避她自己施加於其他國家的規例,以及當有需要時以一輪的貶值來刺激經濟(Helleiner1994Gowan1999)。與此相反,德國在貨幣制度的框架內,目標以低通脹及強勢貨幣建立了非常成功的出口型經濟;保留這種制度的版本,正是體現在「歐洲聯盟經濟暨貨幣聯盟」(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因此柏林對歐元區外圍的經濟危機採用鐵石心腸的方式(Carchedi2001,第4章;Lapavitsas 及其他,2010A)。

正如上述提及,如果金融泡沫能作為一種推動經濟增長的機制,但引起的問題是為何這副引擎現在壞掉呢?換句話說,金融泡沫能夠繼續成為維持或增長有效需求的手段嗎?如果不是,那麼緊縮政策削弱有效需求的影響,對很多正在對抗失業與生產過剩的發達經濟體將產生嚴重後果。就金融泡沫能否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問題,證據不能確定。誠然,自2009年春天金融市場復甦,評論員注意到有不同的泡沫,例如資訊科技公司、中國房地產、更普遍的「新興市場」商品。金融化持續發展﹕最近一項調查指出,相關商品價格的增長,這是關係到擴大投資的基金在商品價格指數的變動(TangXiong2011)。但房屋市場——它是一種重要的機制,通過股權提取與高借貸從而慢慢獲得更高的物業價格——在美國、英國及其他在2000年代中期的泡沫經濟參與者那裡,仍然極度疲弱。一般認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可以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替代引擎,但這說法值得商榷。因為眾多分析已證明高投資、高出口、低工資模式是不能持續發展的,而轉向發展另一種備受吹捧的國內消費導向卻有極大的破壞性(Roubini2011Pettis2010)。

這很難不得出結論就是世界經濟的困局是極其危險的。全球經濟與金融危機爆發四年多後,現時與1930年代大蕭條的比較越來越恰當,不止是因為就業與產出(某些個別情況例外)的下降處於相同水平,而是因為目前衰退的長期性質以及缺乏任何有解決方案的跡象。人們亦可從我這文章開首對目前危機所描繪特別暗淡的前景而作出相反的結論。有人或會說,1930年代見證經濟與政治菁英的學習過程,逐步採納(雖然在一個非常不平衡與局部性的)此前被拒絕的政策例如貨幣貶值、公共工程甚至經濟計畫。不過,正如我已經指出的,發達經濟體其經濟普遍放緩更突出他們依賴國家的支持(尤其是央行以量化寬鬆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或其他手段來創造貨幣)。儘管我一直嘗試探討這種種變化,但是菁英們似乎否認,政策目標聚焦在削減赤字會令情況變得更糟。

這是緊縮政策最深層的矛盾。例如經濟的高增長可為銀行帶來更多生意,但為什麼他們反而推行可能會產生反效果的政策呢?這難題可採取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其中一個主題來說明——獨立個體的資本或行業追逐它們的特定利益會產生全球性的不良效果。因此盧卡奇(Georg Lukács)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軌跡是包含社會特定層面的日益理性化與伴隨總體的更加的非理性化(Lukács1971)。在目前情況下,銀行在現有的資本主義金融化的結構塑造下無情地追逐他們的利益。問題是這個結構至少已被這場嚴重危機削弱。而在新自由主義年代社會力量之間鬥爭的勝利者所塑造的政治制度,至今證明不能看到及回應這種變化的經濟現實。

6.緊縮政策的替代方案

正如以上的討論已非常清楚,探討緊縮政策的根源是個複雜的問題。我已指出在一個被金融化深深滲透與重塑的社會裡,現時的替代政策就是在貨幣主義與財政緊縮之間鐘擺不定,任由(金融)市場撕裂。但這個過程被其他因素得以調和,主要是社會內具政治與經濟份量的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以及國家在全球政治經濟裡所佔據的特定位置。這些因素至少對由2007年經濟與金融危機開始時國家政策回應的轉向,擔負一些解釋重任。

這一切如何與制定緊縮政策的替代方案有關呢?2008-09年證明是凱恩斯主義式的一段插曲,在某種意義上富有啟發性。這證明是新自由主義的反革命,並不代表放棄在1930-40年代聯繫上凱恩斯的名字(是對或錯)所引進的宏觀經濟管理。相反,宏觀的經濟管理從維持充份就業亦可以到確保貨幣與金融穩定。此外,參與機構在從凱恩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變中亦重新洗牌。自2007年的經驗突現帶領經濟的責任倒退到在不民主及不問責的央行手上,這種發展不是從經濟理論推衍出來,而是在新自由主義的「史詩」年代機械地試圖控制貨幣供應而失敗的教訓。我已指出歐洲央行與英國央行在議題設置轉向緊縮過程中的角色。但是在危機嚴重時期的政策回應,顯示了一種被壓抑的拙劣凱恩斯主義已不再是全面的政策制度及有效運作的工具,當它們特殊的使用時刻過了便立即被拋棄(儘管要證明戒除依賴國家的支持是非常困難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判斷對於批評緊縮政策的人會帶來一些安慰。因為它意味著有時在凱恩斯時代對經濟的政治控制,在新自由主義下得以延續(BestConnolly1982)。這就為什麼自我調節的市場是個虛構事情的原因,雖然它是一個真實的社會力量。這種虛構會將經濟關係「自然化」,表述為不變的及超越任何集體的控制。或者,我們可以看到在緊縮政策背後的另一股推動力。在2008-09年危機最嚴重的歷史時刻,正如一句名言﹕「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不只是金融機構倒閉或在倒閉邊緣上步履蹣跚,而是當政府在極端情況下探取一切非常手段的政策,通行的經濟關係突然被「去自然化」,注定被打入冷宮的國有化與經濟刺激方案得以重新抬頭。但這裡重要的是儘快結束這種非常時期,以免會有來自於它的顛覆性教訓。

對緊縮政策的反對者而言,應該拒絕讓這種歷史時刻的記憶被壓抑,以及堅持對經濟的政治控制不等同於今天所通行的形式。目前為止,似乎一切良好。但是,如果有人接受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已轉變成金融化(即使當中對金融化的概念與衡量它的意義如何不同),那麼對於緊縮政策的替代方案需要考慮超越不同的政策混合。最起碼是深層次的政策變革是必要的。主流討論會聚焦在對銀行要怎做法?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如已故的Peter Gowan主張引入一種「公用事業模式」,將銀行與信貸公有化以及在民主監督之下運作(Gowan2009,第22-24頁)。但這種改變若孤立地進行而沒有更廣泛的經濟定位,是不會成功的。歐元區危機鼓勵形成更廣泛的綱領,包括接納信貸違約多於是想方設法避開它,在某些情況下退出歐元區(令到較弱經濟體系可採取貨幣貶值作為選項),重新引入資本管制以及集中在戰略工業的投資(如Allen2009Lapavitsas及其他,2010B;更多的反思,Callinicos2010B)。

這種模式的綱領至少面對兩大困難。首先,就是如何企圖在重塑國家政治對經濟控制的制度,與普遍認同的相對高水平的跨國經濟融合,在這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當然,比新自由主義模式所規定的國家指導經濟模式,有其他更多模式選擇,尤其是中國模式。但這是否構成其他地方可能或應該遵循的模式,仍是一個大問題。以上段落提到的綱領,可以視為一種過渡措施、步驟,當證明自己是合理的,有助於中斷現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制度,以及邁向一個更廣泛的跨國經濟重組。第二困難,任何打算爭取贏得對這種政策的支持都會面臨巨大的政治阻力,更不要說實行它。困難毋庸置疑。轉向緊縮政策顯示新自由主義與金融化如何深深地嵌入當代的全球政治經濟。任何試圖要戳破它們,都會過到巨大阻力。

但當我們遇上極端的情況,也能促進非常規的回應。在希臘——到目為止歐元區危機的最嚴重受害者——信貸違約與退出歐元區已提上政治日程,由過往難以想像到現在已是不可避免和一個嚴肅的選項。當然,不顧一切應付危機的措施不會構成一種清晰的替代方案,但是在大崩盤及之後,就像閃電一樣照亮真正經濟與政治力量的輪廓。千真萬確的是激進的改變會是異常艱難實現。但這並不表示減少它的需要性。這使得努力去思考它的內容與範圍變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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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完成於201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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