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5日

歷史的毀滅(The Destruction of History)羅伯特‧納萊(Róbert Nárai)

張維爾     宋治德 

校按:本譯文來自一位中國友人,要求代為校閱。原文刊載於美國《雅各賓》(Jacobin)雜誌網頁之文章
  
羅伯特‧納萊(Róbert Nárai)是即將出版的盧卡奇未發表與未翻譯作品集的合編者和譯者。他也是澳大利亞組織「社會主義出路」(Socialist Alternative)的成員。


1956年6月27日,盧卡奇與前匈牙利總統薩卡希奇(Árpád Szakasits),在人民軍中央大樓。來源:Samai Antónia / hirado.hu


匈牙利的右翼政府正試圖摧毀盧卡奇檔案館——以及他的遺産

某個星期五,電話響起時太陽剛剛落下。布達佩斯市盧卡奇檔案館的邁什泰爾哈齊(Miklós Mesterházi)獲知匈牙利科學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MTA)將沒收館藏的全部手稿和書信。

接下來的星期一,MTA的雇員抵達並開始檢查藏品。他們查看了物品清單然後準備將材料搬到MTA下屬圖書館與信息中心的手稿與珍籍部門。

MTA的說法,他們的决定是基於「學術完整」的精神——搬遷手稿將使他們能够把這些館藏數據化,從而讓更多學者可以接觸到這批材料。

但我們得把MTA的决定與匈牙利的歷史與政治情况聯繫起來。

匈牙利自1989年從國家社會主義向資産階級民主過渡以來,MTA就一直在裁員,使得研究和編輯的計劃近乎不可能實現。把盧卡奇的全部作品——有許多未發表的和尚待研究的——存置到這樣一個機構,既不能服務於「學術完整」也不能有助於「研究」的利益,甚至相反,令它們失去用處。

不僅如此,現在是一個威權政府控制著匈牙利,而它正想要改寫這個國家的過去。奧班(Vicktor Orbán)政權已經在致力恢復匈牙利的國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傳統了。它推倒了為紀念那些與霍爾蒂(Miklós Horthy)軍事獨裁和箭十字黨(Arrow Cross)政權(校按:二戰時期與納粹德國狼狽為奸的匈牙利獨裁者和政黨)作鬥爭的人們的雕像,卻以吹捧反猶分子和通納粹分子的碑牌代之。

執政黨青民盟(Fidesz)將任何被它視作「異類」的人——外來移民、羅姆人、穆斯林、猶太人、共産黨人、社會主義者、自由派——當成替罪羊。它已經掌控了大量國家機關,又威脅要取締許多公民社會機構,包括中歐大學在內。

在這種妄想與恐懼的環境中,MTA並不想表現得像在支持一個「共産主義者」,所以在以合理化處置和提高效率的幌子下,他們正在破壞檔案館。

我們會失去什麽

盧卡奇檔案館是一處獨特的研究場所。

訪客們走過盧卡奇自1945年起至1971年去世所生活和工作過的房間。這間公寓——諷刺地在多瑙河畔俯瞰著自由橋——不僅保存著他的手稿,也有他的全部藏書,其中連同他所做的批注。這些年來,工作在這處場所的學者們差不多已經收集了這位偉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發表過的所有東西。

可一旦MTA搬走手稿,檔案館就將失去它最寶貴的資産。一個例子可以讓我們看到它們的價值。

盧卡奇最重要的理論成就之一是將商品生産的社會影響理論化。在這個體系下,製成品被與創造它們的工人分離。資本主義下的勞動是低賤和單調枯燥的;它把工人變成了機器。整個這套過程都是被設計來使利潤最大化的,它把人類經驗的質性維度——勞動——轉化成可量化的時間量度。「在這裡」,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寫道,「人格也只能無奈地作爲旁觀者,無所作為地看著他自己的現存在成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異己的系統中去。(校按:〈物化與無產階級意識〉

商品生產儘管是人類勞動的産物,卻只能在非人的社會機制中——金錢、市場、資本以及工資——表達自身。它們對於人像是有生命的存在,作為自然的、敵對的而又安守其份的諸體系現於眼前,以至沒有人能將其理解,更別說掌控了。

商品生產一旦變得普遍起來,這種邏輯令人類存在的所有範疇置於它那數學理性之下。一套設計來處理數以千計案件的抽象的、形式上的法規,其負責制定生與死的法律系統。政治,從日常生活中分離出來後,開始顯得無法改變。巨大的差異分割為各個世界,而且每種存在的維度看起來都獨立於其它的。

盧卡奇後來在來自共産國際——開始是季諾維也夫掌舵,後來在斯大林手上——的壓力下放棄了這些立場。他激進的觀點是無法容于發生在蘇聯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內部的熱月反動。

至今,他爲自己辯解的最明顯的嘗試是在《歷史與階級意識》的1967年版序言裡。其中,盧卡奇稱他沒有分辨清楚對象化(objectification)(勞動)與異化(alienation)(勞動的一種神秘化形式)。

但當我拜訪檔案館的時候,剩下的最後一位職員塞凱伊(Mari Székely)告訴了我一系列盧卡奇自1933年起寫於莫斯科時期早期的未發表手稿。其中的一篇文章,是盧卡奇接觸到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校按:手稿在馬克思生前從未公開發表,直到1932年由蘇聯的馬克思恩格斯學院整理出版,盧卡奇於1930年代初在蘇聯為該學院工作而能讀到這份手稿)後而重新審視他早期的一些主張。在即將出版的文集中包括這篇論文——同樣還有其它以前還沒翻譯的1924年至1933年的材料——會澄清並深化認識這場辯論,進一步闡明盧卡奇的理論轉向以及他與斯大林主義那種不自在的調和。

這只不過是在一座仍待探索的巨大迷宮中發現其中一條未曾走過的路徑而已。

拯救現在

保護檔案館不僅僅是關於過去的事。它也關乎我們的現在,以及蘊涵在其中的可能性。

檔案館方面會定期舉辦會議和活動,讓來自匈牙利及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可以聚在一起討論盧卡奇諸思想的批判潜力,其中許多仍然沒有被發表、被重視和被正確理解。

舉例來說,對於盧卡奇對商品形式的分析,一個常見的誤解就是忽略反抗的位置。資本主義的支配性邏輯是定量化的,但是質性——在人類價值的意義上——永遠不可能完全被排除掉的。儘管資本家感受到的利潤最大化的驅動力純粹是量化的,但工人們感受到的卻是種質性的東西:一種對他們個性和人性的侵犯。這種對他們生活質量的損害爲反抗提供了基礎。

MTA沒收盧卡奇手稿所借用的那個合理化處置和提高效率的幌子,表露出的正是資本家的量化邏輯;左翼以人的價值的名義對這一舉措的堅决抵制則表現了反抗的邏輯。

正是出於這種精神,一份反對MTA决定的聯署信——僅列舉一些包括赫勒(Agnes Heller)、弗雷澤(Nancy Fraser)和詹姆森(Fredric Jameson)等在內的超過一千五百多個簽名——125被送至科學院。類似的一份聯署信上載於網址change.org而正在網上流傳。

維護檔案館其所包含的理論體系——套用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中的話——將有助於引領我們度過黑暗的時代和揭示指引我們的那些星辰。

2018218
  

2018年3月13日

訪談:G.M.塔馬什(G.M. Tamás)論盧卡奇 ——盧卡奇的哲學及其遺產在匈牙利奧班政府治下遭受的攻擊

呂楊鵬 譯      宋治德 


校按:本譯文來自一位中國友人,要求代為校閱。原文刊載於斯洛伐克 Kapitál雜誌網頁,本文譯自Verso出版社網頁上載之文章

盧卡奇的墓碑,位於布達佩斯的克拉佩西公墓(Kerepesi Cemetery)。

問:您能向我們更詳細地介紹一下盧卡奇嗎?在斯洛伐克與捷克,他更多地作為一位文學的批評家和理論家為人所知,但他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

塔馬什:首先,在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範疇內,藝術的作用(在德語習慣中也包含文學和音樂)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文藝評論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並非兩個截然不同的專業。想想布洛赫(Ernst Bloch)、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或者德波(Guy Debord)也一樣都是這類例子。盧卡奇在19181924年間寫成關於倫理與政治哲學的重要革命性著作之前,他的《小說理論》(Theory of the Novel)、《海德堡美學》(Heidelberg Aesthetics)和《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記》(Notes on Dostoevsky)便是序曲。他作為一名厭惡資産階級的保守派,尤其是基於倫理和美學立場而拒斥資本主義與戰爭的極少數人之一(不同于他的老朋友兼導師,韋伯和齊美爾),他經歷了一次近乎宗教皈依式的轉型,成為了一名被認為屬於無産階級的「哲學家集體」的共産黨理論家。儘管如此,藝術在盧卡奇心中仍然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organon),取代了超越性與烏托邦的位置。

問:您怎樣看待盧卡奇的哲學與思想?您本人認識他嗎?

塔馬什:不認識,我從未見過他,他在世期間我還沒從羅馬尼亞搬到布達佩斯,搬去布達佩斯已是很久以後的事了。我也不屬於他的學派。我欣賞他僅僅從1990年代末開始,我也經歷了某種「皈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轉變。但在蘇聯解體後的世界中,認同以期盼世界革命——如盧卡奇那樣——作為主要的書寫方式,尤其像我曾在前蘇聯時期的全部日子裡對官方的「真正社會主義」的憎惡和本能地將真正的激進左翼視為聲譽掃地的失敗者,確實並不容易。然而,我認為盧卡奇的思想,不止是理解資本主義的有力工具(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長項),還提供了一種對資本主義超越性的想像——對資本主義的「揚棄」(Aufhebung)。

問:我們收到了許多信件和聯署請願(校按:參閱下文附錄),抗議盧卡奇檔案館的資料被移走。檔案館具有怎樣的地位和重要性?為什麽會發生這種事?

塔馬什:匈牙利有著一個反動的極右政府,早已不是什麽驚人的秘密。該政府與歐洲的其他反動政府只在愚蠢、粗暴和無知的程度上有所差別。而像匈牙利科學院一類的學術機構,則誤以為只要順從且無原則地迎合鄙俗的右派,就能使奧班放過他們。出於這種考慮,他們决定將盧卡奇的手稿遷往城郊工業區某處難以接近的倉庫,我們根本不清楚誰能够看到手稿,更不用說與他們合作對手稿進行研究了,他們還對包括檔案館內的盧卡奇故居進行「裝修」。這些拙劣的說辭,無非是令所有對盧卡奇生平著作文獻和在檔案館進行的研究難以繼續,檔案館的職員,不是被裁撤、就是被退休了。總結下來:檔案館完了,科學院因國際輿論的抗議而尷尬不已,便佯稱他們的所作所為實際沒發生過。在一個連最溫和的自由派都被視作青面獠牙的共産主義者的政權下,盧卡奇——和有爭議的被視為匈牙利與中歐左派最偉大的思想家波蘭尼(Karl Polányi)——已不再能被研究和紀念。

問:我還看到資料當局正著手從布達佩斯一個公園內移走盧卡奇的雕像,以聖史蒂芬一世(Saint Stenphen I)(校按:匈牙利第一位國王)的雕像取而代之,是這樣嗎?移除雕像的想法,據我所知,由一名年輕的民族主義者Marcell Tokody提出,他是新納粹尤比克黨(Jobbik party)在布達佩斯市議會的議員。在地方議會,他的動議得到了掌權的青年民主主義者—匈牙利公民聯盟黨(Fidesz party)政客的支持。這也是針對哲學家盧卡奇的行動嗎?他不是被稱為「人民公敵」嗎?這與他的猶太血統有關嗎?

塔馬什:以上皆是。雕像已經被移走了;對此發生了一些零星的、小規模的示威。盧卡奇在1919年匈牙利共産主義革命時期是副「人民委員」(People’s Commissar)(校按:盧卡奇時任職位為「教育與文化人民委員部」副人民委員,即副部長級),因此被一些人視為「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象徵而遭到攻擊。當然,1956年匈牙利反斯大林的革命時,盧卡奇在革命政府中擔任文化部長容易地被遺忘了(1956年革命一直被奧班政府扭曲和挪用,奧班政府甚至在修改後的新憲法內不再提及「共和國」的名稱)。盧卡奇還成為現時在朝與在野的兩股極右勢力的共同仇視對象,而這種仇視亦得到盲目反馬克思主義的更文雅一些的保守派、甚至自由派的支持。

問:Kapital雜誌這期的主題為「恐懼」,主要是探討對其作為一種政治宣傳的操作。檔案館文檔的遷移和雕像的拆除是否代表著匈牙利政治生活中一場更為複雜的危機呢?其意圖是否在對不支持匈牙利的國族主義趨向的人中間散播恐懼?

塔馬什:這樣說過於溫和了。眾所周知,大多數的歐洲國家,你和我的祖國也不例外,歇斯底里的反移民、猖獗的種族主義以及強烈的反民主傾向,這些思想——正是在沒有堅實的馬克思主義左翼、且「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最後殘餘消失的背景下——在某些國家甚至構成了過半數或是大多數人的想法。大多數人對「來自東方和南方的蒙昧群流(the savage hordes)」、和「優美靈魂」(the beautiful souls)(齊澤克在他最新一篇討論反移民、反歡迎文化(anti-Wilkommenskultur)的文章中用了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裡的術語)而感到恐懼(校按:塔馬什用「優美靈魂」意指無力改變惡劣現實但仍抱持良知而發聲的公共知識分子;但齊澤克則以用它諷刺徒有原則而超然於現實政治的公共知識分子,這並不公允)。這些「優美靈魂」——我作為其中的正式成員——在西方受到嘲弄,在東方則受到威脅和迫害。這種恐懼有其原因,而我也發現周圍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

問:政府打算關停由美籍匈牙利人、金融家與慈善家索羅斯創建的一所著名大學(譯者按:指中歐大學),這件事是否也與此有關?

塔馬什:是的,有一種間接關系。美國的「另類右翼」(alt-right)思想在這兒極受歡迎,這裡並且把(從主流自由派到革命社會主義者)任何的反種族主義和平等主義的思想都喚作「文化馬克思主義」(模仿了戈培爾(校按: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所用的「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Kulturbolschewismus)一詞,其完全與第三帝國時期同一意思)——也就是「優美靈魂」;且痛恨中歐大學開設女權主義的課程,奧班控制的媒體將它稱為「性別法西斯主義」(中歐大學設有性別研究系,而被右派視為醜事)。我本人在中歐大學作為社會學系的客座教授,正在教授一門有關階級和另一門批判理論的課程。

任何被懷疑反對絕對權力的人,從洛克到葛蘭西,統統遭到了嚴重質疑,並被指責犯下了假想出來的十惡不赦罪行。

問:在這種情境下,您認為公共知識分子可以做什麼?有沒有應對這一趨勢的積極方法?

塔馬什:方法就是我們正在做的:講出來。正如你們在捷克、塞爾維亞、羅馬尼亞(那裡包括溫和的社會民主派,被稱為「紅色瘟疫」)、俄羅斯、土耳其等地所做的類似工作,在你們做了很多年後,我們才有了一份至少是溫和的、折衷的左翼網絡刊物,名爲《估量》(Mérce)(前稱為《雙重標準》(The Double Standard)),它也是一個實時更新的新聞網站,我在其上有一個每週更新的專欄。他們會發表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這些都是類似的工作,但匈牙利左翼既弱小、又素有害怕從政治上組織與行動的名聲。所以當下能做的只有發表言論:去澄清、去批判、去抗議、去搞擾、去鼓動、去解釋——總之就是讓言論傳播開來。

附錄:


【反對將盧卡奇檔案庫的手稿移走之聯署

2018115開始的幾週內,保存在匈牙利盧卡奇檔案庫裡的手稿就要被撤下,而被轉移到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與資訊中心(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re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手稿與珍本部門。正如公眾所知,這是依照科學院圖書館與資訊中心總監所作的指示。因此,這些手稿從此以後將不能在盧卡奇檔案庫供作研究之用了。

我們這些聯署人——以前要麼曾有幸在盧卡奇檔案庫工作,要麼曾在自己的研究中支持和幫助過盧卡奇檔案庫;在我們將來的工作中,繼續用上保存在盧卡奇檔案庫裡的列印稿和手寫稿也是無可避免的——對匈牙利科學院圖書館違背了自己先前的承諾與保證,正在準備把這些手稿搬出盧卡奇檔案庫,感到震驚。此舉將會破壞盧卡奇檔案庫的獨立性——而維持它的獨立性,對於匈牙利科學院而言亦具有重要意義——並且會對研究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所以,出於研究的利益,我們請求匈牙利科學院及其圖書館的負責人停止這一計畫。

盧卡奇檔案庫對於維持匈牙利的批判性的、進步的思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這些聯署人對匈牙利科學院的這些舉措,視為對匈牙利公民社會機構的不斷攻擊的一部分。




2017年11月5日

訪談:馬克思主義與精神損害(Interview: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宋治德

【譯按】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目前為英國西蘇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學榮譽教授,著作和合著有《反思福利:批判的視角》(Rethinking Welfa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2002)、《奪回社會工作:挑戰新自由主義與促進社會公義》(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2008(台灣已出版中譯本)、《激進社會工作實務》(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2009)以及2017年新作《心智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精神損害》(Politics of the Mind :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2017),還發表了不少相關領域的學術文章。弗格森亦是英國激進左翼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資深成員。文章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2017年十一月號 429期。

弗格森在訪談中著重提到的R.D.萊恩(Ronald David Laing1927—1989),又譯作連恩,是蘇格蘭精神病學家。他在1960年發表《分裂的自我:對健全與瘋狂的生存論研究》( 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一書(中國已出版中譯本),引起廣泛關注。他分析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而形成自己的學說,認為人對自己存在的不安全而促成防禦反應,在反應中自我分裂成幾個分離組分,引起一些精神病症狀。他反對當時通常對精神病症的療法,如住院、腦白質切除術(lobotomy)、電痙攣療法(electrical convulsive therapy)等。甚至反對精神疾病的概念,而把它看作是由家庭關係和社會引起的,認為要從根本上重新設想精神病醫生的作用。


作者伊恩‧弗格森(譯按:以下回答部份簡稱弗)在《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談到他的新書《心智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精神損害》(Politics of the Mind :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

問:抑鬱症(depression)和焦慮症(anxiety)令人們感到是現時的流行病。兩者正受到更多的談論,而且亦經常被連繫到人們失去工作的問題來討論。為什麼圍繞精神健康的議題近期會湧現出來?

弗:我認為唯一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人們受到精神損害的水平全面的大幅上升,或許最明顯來自於人們受到失業、工作能力評估和無論如何要回到工作而離開救濟的壓力所致。

所以,不止是在英國,而且在其他國家例如希臘,我們看到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大大增加,還有自殺也是。其他的群體也受到影響,例如飽受高程度的焦慮和抑鬱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的人數大幅上升——可能與社交媒體的競爭有部份關係。但在工作中的人們——窮人、低收入工人——患上焦慮症和抑鬱症亦同樣在增加,其中有些涉及負債、有些涉及工作不穩定。

這是相當普遍的。我在本書提出,關聯的因素是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的生活壓力,不論是勞動強度的增加、負債或救濟停付的懲罰(benefit sanctions)

問:你為什麼現在寫這本書?

弗: 寫這本書的主要原因,是要挑戰一個醫療模式,它認為精神損害——無論是被標籤為抑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或其他什麼的精神疾病——與人們生活中發生、社會中發生的事情無關。它的特定模式是將精神損害個人化。

本書的起點是要挑戰這一點,並且提出目前的精神損害的水平,其增加是與資本主義對人們生活造成的壓力有莫大關係。

另外兩個因素也很重要。一個是最近的辯論——尤其是在倫敦的「馬克思主義節」(Marxism Festival)和《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內頁——關於對精神健康和精神損害的理解的不同方式。這是對弗洛伊德、神經科學(neroscience)等等的辯論。我嘗試處理其中一些問題。

第二個令到精神健康在近年浮上檯面的因素,是「殘疾人士反對削減援助」(Disabled People Against Cuts)組織的作用。目前危機的正面影響,是動員了大量的經常飽受精神損害或相類問題的人,起來挑戰產生這類問題的種種因素。

問:你所描述的醫療模式為什麼會成為宰制性的?它存在了多久?

弗:這是一個超過150年的宰制模式。首先是意識形態的緣故:它將精神損害的原因定限於個人的內在,這顯然是一個非常省事的解釋。這表明問題出在我們的大腦或我們的道德缺失。毫不奇怪,它製造污名,令到正飽受精神損害的人們覺得在某程度上他們失敗了,或被標籤為失敗。

其次,一個主要因素是這個想法:這裡有一種疾病,這裡便有一種治療用劑,藥丸或其他便可以解決。這並不奇怪,儘管有很多證據證明治療用劑沒有真正發揮作用,但製藥業仍是全球第二獲利最多的產業。

問:那麼人們在這種醫療模式、如果在資本主義之前,如何談論精神損
        害?


弗:宰制的模式是宗教解釋。精神損害被認為是上帝的懲罰或魔鬼的附身。但除了這個宗教模式的解釋外,還有一個與它並列的、具有唯物的解釋,它從人的身體內部尋找原因。

例如,有關體液解釋(humoral explanations)的一些學說,其認為精神受損乃人身體內部的液體失去平衡所致。這個模式一直到19世紀非常具有影響力。我在本書提到的電影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譯按:港譯《神經大帝》,台譯《瘋狂喬治王》),對此療法描述得很好。

但是,我在本書中強調的是,尤其在大規模的社會變革時期,如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或者法國大革命時期,我們可以看到更為進步的解釋湧現,它們從人們生活中的事件而造成的精神壓力來尋找原因。

問:你如何概括以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處理這個複雜的問題?

弗: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有三個元素。首先是一個唯物主義的解釋。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是首先基於滿足人類需要(生理或情緒)而是由利潤積累的需要所驅動的社會。這意味著人類的需要,無論是情緒上、性方面還是其他,都被壓抑、扭曲或異化。這是真正理解精神健康的起點。

第二個是歷史性的解釋,理解為何有關精神健康的特定觀念會宰制特定的年代以及人們自己的生活(在個人生平的細節上)。

有人評論說,我們真正應該要問的問題,不是「你好嗎?(How are you ?)」而是「你怎麼了?(What happened to you ?)」換句話說,這是人們生活中的事件,尤其是(雖然不是純粹的)他們早年的生活,形成他們如何體驗這個世界。

第三個是辯證的方法。這裡有兩個面向,在個人層面上,思覺失調症患者最常見的症狀之一便是對於幻聽的聲音作出反應,不管是害怕、或嘗試應付它們或其他什麼的方式。他們的反應方式往往被視為自身的症狀來看待。

所以,第一點便是人們要主動尋求理解自身的情緒和感受,以及亦要嘗試處理它們。本書的一個主要論點:我們的集體精神健康是由階級鬥爭的程度形塑的。

如果人們沒有作出集體抵抗,他們更會將一些感受到的痛苦和壓力內在化。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人們對現行體制作出集體的抵抗和反擊,對他們的精神健康產生有益的作用。

問:本書中有一句話,「從糾察線到焦慮線」(from picket lines
         to worry lines
)。

弗:是的,這是一句極好的引述。從許多方面總結了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我們可以做的最重大的事來改善我們的精神健康,就是集體地反擊。這與我書中所談到的整個異化問題有關,因為許多的精神損害是有關無力感的。當人們感到和理解他們自己是施動者、自己的力量時,對於他們的精神健康產生非常正面的作用。

問:而且我估計這與人們去看精神科醫生是根本不同的方法。所以,即使他們沒有服用藥物,他們或會被送進國民醫療體系(NHS)接受治療,很大可能是接受「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它是幫助你改變對事物的反應,很大程度上是在個人層面。

弗:絕對是的,如果這個療法是有幫助,那就好,但認知行為療法基本上是改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改變世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特徵能夠把基本上進步的觀念吸納,並且把它們變成為自己的目的服務。所以,例如目前在精神健康範疇的復元(recovery)概念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它積極的一面是表明,人們不要一輩子都活在精神不健康之中;消極的一面是,它將這個要「好起來」的義務(the onus)放在個人身上。

問:在你的書中,你扼要複述那些對於宰制的醫療模式的主要挑戰,但也探討這些挑戰如何推進其發展。顯然,在精神分析領域的大名是弗洛伊德,你談到他方法上的革新和長處,也有對他的批評。

弗:弗洛伊德本身不是一個革命者,但在他思想裡存在非常激進的元素,其認為社會對人的壓抑和扭曲,不止在性慾,還包括其他的基本需要,這產生了他稱之為神經官能症(neurosis)。

精神分析的傳統,其大部份為一種非常保守的傳統,具有類似將精神損害個人化。但我在書中論證的一個事實是,在馬克思主義內部一直存在著一種察見弗洛伊德思想的激進內核的傾向。

問:是不是當時的一些著名馬克思主義者也與弗洛伊德思想有所關涉?

弗:是的,尤其是在革命時期,如1920年代初的俄國。在研究寫作本書時,我發現而令我最著迷的事情之一是,在1920年代初的俄國,精神分析幾乎達到官方認可的程度。弗洛伊德的書籍是由蘇維埃政府的出版社發行的。他得到了托洛茨基、拉狄克(Karl Radek)、維果茨基(Lev Vygotsky)等人的批判性支持。

在同一時期的德國,許多參與精神分析的人,包括大量的女性精神分析學者,都被弗洛伊德思想所吸引,並視其具有激進的潛力。但隨著精神分析在19301940年代輸入美國而發生了改變,它遠遠地離開激進而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了。

問:你談論的另一個偉大的時期是1960年代。再一次一個大規模的動盪和政治鬥爭的時期。與這個時期相關的人物為R.D.萊恩(Ronald David Laing)。他最近變得更受歡迎,今年有一部關於他的電影(譯按:Mad To Be Normal)上映,由坦納特(David Tennant)飾演他。萊恩的貢獻是什麼?

R.D.萊恩(R.D.Laing)

弗:我認為萊恩是一個非常有趣、矛盾的人物。他最初的貢獻是挑戰當時正在使用的治療精神疾病更為野蠻的做法,例如腦白質切除術(lobotomy)(切開腦部)、廣泛使用的電痙攣療法(electrical convulsive therapy)等等。

我認為萊恩是被壓迫者的權利保衛者,因為他認為我們需要聆聽那些被標籤為諸如思覺失調症的人的心聲。他們的行為和反應不僅僅是生理的化學反應,而且是實際與他們的生活經歷有關。

萊恩那時指責家庭和父母造成思覺失調症而受盡批評。我認為這有點不公平,但他在這個問題上有點模稜兩可。

他是非常投入這個時期的新左派運動,和1960年代末在倫敦組織了一個大型的會議。遺憾的是,他在1970年代之後,在智識上的貢獻大大減弱了,個人酗酒問題越來越嚴重。

但在1960年代,萊恩的中心思想認為精神損害有其含義,而我們發掘該含義的方式便是聆聽精神損害病患者的心聲,這一點很重要。現時大量的由實證研究提供的證據,證實了萊恩的觀點,顯示人們的生活經歷——包括他們受虐的經歷——與精神損害具有很強的關聯。

問:在本書的最後部份,你談到過去幾年出現的有關精神健康的新運動,尤其涉及精神健康服務的使用者和像你一樣參與激進社會工作的從業人員和學者。過去的運動形塑了多少這些新運動?其方法有多少是新的?

弗: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有趣的時期,這些新運動的基礎的事實是,更多患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將不再住在醫院——他們很可能「在社區裡」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援。

人們現在「在社區裡」這個事實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它相比在精神病院更容易組織起來。我認為由於精神健康問題如此普遍,並且對其污名化作出挑戰,這意味著在今日更容易進行組織工作。

毋庸置疑,緊縮政策令到精神健康運動激進化和擴大化,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現時在「殘疾人士反對削減援助」組織和其他類似組織的內部非常活躍。

這些運動的特徵是全新的,但我認為有趣的是它們正在返回自身的歷史之中。一個積極的面向是現在稱為「失常研究」(Mad Studies),人們回顧了1960年代甚至更前的早期鬥爭的例子,他們正在找尋像萊恩這類人的想法,和查看他們的思想如何用於今天的脈絡。

我認為或會有更多的辯論,有關身份政治的形式是否推進這個運動前進的最佳方式。在我看來,今日人們受到精神損害的普遍性經歷,意味著對於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的扭轉,所以有可能建立一個具廣泛基礎而強大的運動。

過去一年來,全國(譯按:英國)各地紛紛展開了反對關閉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的運動,服務使用者、工會工作者和不同的活躍分子非常緊密地合作。

在「社會工作行動網絡」(Social Work Action Network)和「心理學者反對緊縮」(Psychologists Against Austerity)等組織中,我們可見服務使用者、社會工作者、心理學者和其他人非常密切地合作,挑戰緊縮政策。

問:最後,為什麼馬克思的異化概念指向一個更徹底的解決精神損害的
                方式?

弗:我想我在這本書中所指出的中心點是,精神損害的根源不在於這個或那個的特定政策或特定意識形態,而是根源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它剝奪我們對生活的任何掌控,它拒絕我們要有創造性、形塑事物的最基本需要。

所以,無論從哪方面來看,不管是勞動強度的增加、學童面對的競爭加劇、老年人在日益原子化社會中的孤獨,所有這些不同方面回到了一個相同問題——我們生活在一個以利潤積累需要而不是由人們的社會和情感需要所推動的社會。

那麼,我們真正解決精神健康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創造一個圍繞滿足人類需要而不是圍繞利潤積累的社會。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的《心智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精神損害》(Politics of the Mind: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由書籤出版社(Bookmarks)出版。

2017年10月21日

列寧如何確立十月革命的路線——《四月提綱》的意義

亞倫‧吉布森(Alan Gibson) 謝凱健 譯       宋治德 校

校按:文章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2017年四月號第423期。副標題為校閱所加。

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在俄國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五星期後,於1917年4月回到俄羅斯。亞倫‧吉布森(Alan Gibson)舉出了列寧在革命後的路線爭論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而他的《四月提綱》(April Theses)可以作為在創新性和領導權方面的借鑒對象。

1917年4月3日,列寧乘坐的火車抵達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
                                                                 
《真理報》(Pravda)刊載了列寧在1917年4月抵達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後發表的演講——《四月提綱》。波格丹諾夫(Alexander Bogdanov)為此形容列寧「是一個語無倫次的瘋子」。


波格丹諾夫是列寧所屬的布爾什維克黨前黨員,認為列寧「語無倫次」而感到震驚的並非只有他一人。在彼得格勒,或是全國各地的城鎮,許多領導都對列寧所提出的分析和綱領感到不安和困惑。其中一位領導憶述指「列寧的提綱給人的印象是爆炸性的」。


想要知道列寧說什麼,需要先知道當時列寧要處理的是什麼問題。在二月革命推翻統治俄羅斯長達三個世紀的羅曼諾夫皇朝的五星期後,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抵達彼得格勒,社會動盪幾乎同時出現了兩股政治力量,一股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客和有產者組成的臨時政府;另一股是在起義的五天期間、由叛變軍營和全市工作車間的選舉而產生的工兵代表所組成的蘇維埃。


對於被稱為二元權力時期的兩股政治力量,它們都遇到兩難局面。一方面,沒有蘇維埃的同意,臨時政府的所有舉動都是徒勞無功;另一方面,蘇維埃的領導人認為就算他們擁有壓倒性的力量,但像歷史的律則一樣,應該要由臨時政府作主。


這是因為大部份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都認為,二月革命實現了自失敗的1905年革命以來所追求的目標——一個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目標是基於一種觀念,認為俄國的資產階級力量太薄弱、太膽小,不敢以自己的名義進行革命——他們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沒有作為或缺席已經証明,布爾什維克黨人認為俄羅斯仍必需經歷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從而為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條件。


驅使這些蘇維埃領導人移交權力給臨時政府的決定不僅是基於他們對二月革命的分析。起初,大部份蘇維埃的代表是來自小資產階級,這階層的人口傾向選出具自由主義色彩的政治人物。而蘇維埃正在發揮作用。之後,蘇維埃的《一號命令》(Order No.1)文件——托洛茨基形容為二月革命中唯一一份有價值的文件——容許起義士兵自行選舉代表並接管武裝,毋須向臨時政府繳械。《一號命令》亦同時廢除士兵在非值勤時間的軍禮儀式。(校按:《一號命令》亦要求起義士兵返回所屬軍營和接受臨時政府的指揮。


這些領導人希望臨時政府能夠繼續掌權以保衛二月革命的勝利,其不止反對舊沙皇時代的反動勢力,還有抵抗德軍的入侵。這意味著俄國需要與法國、英國和美國繼續保持戰爭盟友的關係。


但這亦意味著需要繼續將數十萬名農民士兵送往前線的殺戮戰場,繼續造成全國的城市和鄉鎮出現糧食短缺及商人囤積居奇。對布爾什維克來說,這是完全背離他們自1914年戰爭爆發以來一直堅守的原則——要令沙俄帝國戰敗,將帝國主義的戰爭變為階級戰爭。然而,對大部份人來說,二月革命已經令這個原則改變了。在列寧抵達的前幾天,一位參與布爾什維克大會的代表表示:「只要和平尚未到來,我們都必須全力作戰,保衛我們在萌芽中的自由。」


正是在這種對於作出什麼決定的思想混亂情況之中,列寧搭乘的火車於4月3日抵達芬蘭車站,列寧從車廂階梯徐徐而下,受到在場數以千計士兵與工人、及不同的蘇維埃和臨時政府的政要歡迎。孟什維克、當時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齊赫澤(Nikolai Chkheidze)更為他送上巨大花束以示歡迎。


齊赫澤說:「我們認為,現時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務是要保衛革命,免受一切來自國內外的侵犯。我們希望你會加入我們一起達致這個目標。」一名年輕的海軍將領然後表達他希望列寧成為臨時政府的一員。


根據當時一位目擊者,彼得格勒蘇維埃領導成員蘇漢諾夫(Nikolai Sukhanov)所言,「列寧站在那裡,看來好像對這種歡迎和邀請一點也不在乎。……列寧拒絕了邀請並說:『親愛的同志們、士兵們及工人們,我很高興可以在俄國革命勝利中與大家見面,歡迎大家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分子。不用多久,人們將會把武器轉向與剝削他們的資本家對抗。因為有你們,俄國革命將會進入一個新紀元,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列寧其後在歡呼的人潮中被簇擁著離開,前往城中其中一個空置宅第,此處亦成為之後該市的布爾什維克臨時總部。據托洛茨基指,列寧緊接著的多場演講,「即使從放手大膽地鼓動聽眾的巨大熱情而言,有時聽起來就像是在斥責。……列寧這些演講就算對他身邊的親密戰友來說,基本印象是非常嚇人的。」(校按:來自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15章


第二天,列寧向布爾什維克大會簡述了他的《四月提綱》——托洛茨基其後稱為革命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文件中,列寧指出:

1. 對於支持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主張,不應有任何讓步;

2. 當國家「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權力必須被掌握在無產階級和最貧窮農民的手中」;

3. 不應支持臨時政府——「應該清楚表明它所作的承諾是虛假的」;

4. 必須讓群眾認識到,工人代表的蘇維埃才是革命政府的唯一可能形式。


列寧繼續呼籲廢除警察、軍隊及官僚機構,以及所有民選官員的薪資不超過一般工人的工資,而且這些官員都可以被撤換的。他更呼籲沒收所有土地莊園,並交由當地的農民代表的蘇維埃管理。所有銀行機構必須國有化並由蘇維埃接管,以及由蘇維埃控制社會生產和產品分配。


列寧的想法並非突如其來。列寧從二月事件以來,當時他在蘇黎世流亡,亦一直有寫信闡述他對二月革命的看法,特別是二月革命如何徹底推翻他自己此前的觀點。


他的五封《遠方來信》(校按:列寧在瑞士流亡期間為《真理報》寫的一組文章),指責蘇維埃領導人呼籲工人支持臨時政府是背叛工人的行為。他提到需要「打碎」舊有國家機器,「以一個將警察、軍隊與官僚機構合併起來以武裝全體人民的全新組織」,用以保衛革命,向著「麵包、和平與自由」的目標進發。


但列寧的忠告並未得到注意,其《四月提綱》對蘇維埃全體代表的即時影響,更多的是製造了混亂、甚至是敵意的局面。曾擔任《真理報》編輯而剛從二月事件被釋放的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斯大林,對《四月提綱》更不贊成,加米涅夫批評《四月提綱》欠缺「具體指示」,同時堅稱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式革命,而非社會革命」。


有很多蘇維埃代表都同意列寧沒有考量現實狀況,是因為他之前的流亡而與俄國社會缺乏實際接觸所致。但接下來的日子,列寧再提出一個尖銳的觀點:「基於我們仍然是少數,我們需要對工作提出批評和揭露錯誤,同時需要宣揚將國家權力轉移至工人代表的蘇維埃的必要性,讓人民可以通過實踐來克服錯誤。」


這個《四月提綱》,在整個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的不同會議、和布爾什維克黨內各個派別代表的各種形式的會議上,都產生了討論和辯論。列寧發表對大多數同志的震撼性言論的三週後,他終於在全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贏得了大多數蘇維埃代表的支持。


臨時政府決心要「取得世界戰爭決定性的勝利」並與盟國一起研究瓜分贓物,導致爆發群眾大規模的反臨時政府的遊行和示威活動,這使到列寧主張的勝利變得更容易了。戰艦與軍營爆發了憤怒的兵變,幾天之內,大規劃的示威包圍了臨時政府會議場地馬林斯基宮(Marinsky Palace)。這些事件顯示,廣大的工人及士兵由由支持臨時政府到唾棄他們,並迅速轉向革命行動以結束危機。


列寧的主張獲勝的意義非常重大。布爾什維克此前二十年來一直是重要的左翼黨派,儘管是非法組織及面對不斷的被拘捕和拘留的打擊,布爾什維克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已建立起大批熱心的追隨者。當在走向十月革命道路上遇到一個又一個的危機時,他們能夠產生重要影響。


列寧在俄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抵達彼得格勒,他對「重新武裝」布爾什維克的決心,以及與同志們不斷的辯論,使布爾什維克不僅在政治上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且更為即將來臨的十月革命堅定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