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8日

從未結束的盧卡奇爭論 (G.M.塔馬什)

The Never-Ending Lukács Debate
                                                    G.M.Tamás

徐藝恆
  治德 校


2017125日,布達佩斯市議會決定將捷爾吉·盧卡奇的雕像從位於市十三區的公園移除。我們邀請到了哲學家G.M塔馬什對這件事的意義進行評論。(譯按:原文上載於《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網址,附原文連結

1914年之前,盧卡奇的早期作品被匈牙利文學界所深感厭惡。他的作品被認為過於「德意志化」——那意味著,作品過於哲學化,而缺乏足夠的印象主義和實證主義。當然,那僅僅是開始;從那時起,終其一生,盧卡奇始終被右翼不停地攻訐。在左翼圈子內,盧氏亦未得到善待。當他最重要的一本書,《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1923)出版時,遭到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猛烈抨擊,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該書方才再版。當時盧卡奇被下達最後通牒:如果他還想留在黨內,他必須否定該書的內容,並且進行自我批評,而他最後也這樣做了。

1930年代,盧氏在蘇聯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他從維也納搬到了莫斯科不久後,便被流放至塔什干(Tashkent,並被禁聲。但是在1945年,匈牙利共產黨仍需要他,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的名聲。他不情願地回到了匈牙利;後來東德也是一個定居選擇。在1947-48年匈牙利統一,共產黨專政建立後,「盧卡奇爭論」被正式鄭重提出:他被攻擊為「右傾路線分子」,「布爾喬亞」,一個不尊重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人(說實話,他確實這樣)他被再次禁聲,並被禁止教學,或用匈牙利語出版,但是他的一些作品被偷運進了西德,並在那兒被印刷出來。

1956年,盧卡奇成為納吉革命政府的一員。這也是他被蘇軍逮捕並被短暫遞解到羅馬尼亞的原因。當他返回匈牙利時,他已經被共產黨開除,列入黑名單並且強制退休。他必須再一次將他的文章偷運到國外,這時在西德,Luchterhand Verlag  出版社開始出版他的全集(這個項目在2009年由  Aisthesis Verlag  出版社接手)。在匈牙利和東德,都舉行了對盧卡奇的批判活動;他被定性為「修正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大量的文章開始對其撻伐,這些文字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1968年,盧卡奇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和抗議蘇聯出兵,以及支持西方的青年運動。他抗議蘇聯對布拉格的佔領,這導致了他被共產黨另一次的剝奪權利。雖然後來在匈牙利改革過程中,他的黨籍暗地裡被恢復,某種程度上得到平反,但是這一切來得太遲了:盧卡奇在1971年去世。他的學生也被宣傳部門批判譴責,並且被列入黑名單;他們失去了工作,作品也被禁止出版。

在今日的匈牙利,盧卡奇卻落得「人民的敵人」的身後罵名——因為他被判定:為匈共卡達爾(Kádár)政權效勞的黨領導人之一、黨的寵臣和宣傳喉舌(但同一個政權卻一直想令他禁聲閉嘴)。在今日反共保守分子官方紀念的1956年革命,他在革命政府的歷史卻被輕易地遺忘了。

1956年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盧卡奇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革命是在1917年。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盧氏是一個悲觀的保守主義者。他與許多同時代的德國和奧地利作家一樣,從右翼方面憎惡布爾喬亞。但是在1917年,他不再緘默,並拋棄了對傳統的一切幻想。對於他和許多他的同輩們來說,革命帶來了拯救:通過宣揚對剝削、階級分化、腦體差別、惡法、財產、家庭、教會、監獄種種的終結,革命拯救了他們的心靈。從另一方面來說,革命也象徵著國家的終結。

革命也意味著烏托邦的終結。1919年(匈牙利社會主義革命之年)盧卡奇所寫的文章(譯按:指的是盧卡奇早期文章〈策略與倫理〉(Tactics & Ethics):「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既是革命自身的目標,亦同時是它的實現」。因此,人類社會的驅動力是歷史,而非烏托邦。因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並不在世界之外,而內蘊其中。不能否認這種歷史觀帶有宗教寓意,因為在一些盧卡奇後來的聲明中亦有所呼應。例如,儘管盧氏對共產黨的失望,但是他仍然堅持留在黨內——因為教會之外無救贖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正是他和其他共產黨員的良心conscience,另一個宗教術語),而非那些黨領導人一時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宣傳,讓黨保持了正當性。

在他的主要著作之一的《青年黑格爾》(1948年第一版)中,盧卡奇講了一個大思想者批判基督教「實證性」(positivity)的故事,黑格爾反對基督教會其視宗教僅僅為傳統和制度價值網路、以及寧要主教座堂甚于福音的問題。令人諷刺的是,為了將法國革命的成果從革命浪漫主義和狂熱中解救出來,這位思想者成為了傳統秩序、實證性的最重要的捍衛者。我認為這個故事,正是盧卡奇思想自傳的隱喻。言外之意,他也承認無力改變。

西方人現在只知道反對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這是由反法西斯的流亡人士如卡爾.波普(Karl Popper)、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以及前左翼人士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伊尼亞齊奧.西洛內(Ignazio Silone)和亞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所開創的傳統。在1968年之後,這種反共思潮逐漸由中東歐、以及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和地下人權組織所接續。但是在西方鮮為人知的是另一種「白衛軍」(white guard)式的反共思潮,在一、二戰中間時期,這種思想在歐洲大陸廣為流傳,在今日的中東歐,包括匈牙利,又有復燃之勢。「白衛軍」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下層Untermensch)的崛起。對於這些反共分子來說,共產主義不是意味著太少、而是太多的自由,而平等思想是一種反自然的罪惡(sin)。

這些人將「基督徒」視作「異教徒」,對於他們來說,普世價值意味著暴民統治,而「憲政」和「法治」則是勇氣精神的喪失。這些人相信到女人那兒去要帶著鞭子和棍杖,對同性戀者應拳打腳踢。他們相信對待黎凡特(Levantine)黑人,應當弄瞎他們的雙眼。

然而,當一個人在公園中,感覺豎立有爭議思想家的雕像是為了鴿子(棲息)的時候,他必須認識到:正是這些反共分子準備毀掉盧卡奇的雕像。他們亦將會拆散盧卡奇的檔案館(由匈牙利科學院所擁有和管理,他們膽怯地一事無成),丟棄到布達佩斯骯髒的旮旯。

而且,盧卡奇是猶太人,當局不會公開地宣傳他們的反猶主義,但是移走雕像這一事件是反猶主義活動的一部分。

作為現在人類史上偉大革命的見證者和哲學家,盧卡奇的存在絕不見容與奧班.維克多(Viktor Orbán)政權。他的「國家合作系統」寧願膜拜足球和杜松子酒。

G.M.塔馬什是匈牙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他是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訪問學者

2016年8月10日

賀衛方《馬繼業的身世》一文隨想

馬繼業(George Macartney)
中國著名的法律學者賀衛方,素來敢言批評時局,原來他對近代歷史的研究,也有一定功力。最近讀到他此前一篇文章〈馬繼業的身世〉(收錄在他2016年在香港出版的新書《石河子札記》),該文探討19世紀末英國派駐中國喀什噶爾(即現今新疆)的總領事馬繼業George Macartney的中國生母身世之謎,引起我一些隨想。

馬繼業的生父,便是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馬格里就是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常勝軍的軍醫,也是李鴻章的幕僚,幫助清政府籌建第一間軍工廠——金陵機器製造局。有關馬繼業的中國生母,一直傳聞為太平天國納王郜永寬的女兒(或一說為侄女),而中文文獻史料基本沒有此位女子的資料,現在有關她的史料主要來源是馬格里的好友鮑爾傑(Demetrius Boulger)寫的《馬格里傳》(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這個故事的背景,就是1863年蘇州對太平天國八王的殺降事件。李鴻章違反承諾,最後殺了以納王郜永寬為首獻城投降的太平天國的八王和屠殺其餘的士兵。而常勝軍首領戈登(Charles Gordon)、馬格里早前有份參與這次與郜永寬等人的秘密談判,亦被蒙在鼓裡。因為這樣,戈登對李鴻章此次背信棄義的行為與李鴻章決裂,並且派人保護被殺降將的家眷親屬。

作為常勝軍的主力人物,馬格里其後娶了郜永寬的女兒,鮑爾傑也提到這有出於保護親屬的原因。婚後,馬格里對於他這位中國妻子的身世背景,完全守口如瓶,即使身邊好友亦所知甚少,也不讓她見任何客人。而馬格里的長子馬繼業,10歲便送去英國讀書後的兩年,他母親馬夫人便過世了。馬繼業成年後,終此一生,也從不提及他的生母。這位女子,在任何中文文獻沒有留下任何名字或記載,就這樣湮沒在歷史之中。

賀衛方這文章的主要貢獻,就是在同樣僅有的少許史料上,作出與其他人不同的截然不同的而又合理的判斷,他否定一直以來認為馬格理這位中國妻子就是郜永寬女兒的傳聞,他說:

「許多資料上說,郜永寬出生於1839年,到1863年他被殺時,剛到24歲。即便是舊時代早婚早育,他的女兒能夠有多大?假如他15歲結婚,16歲得女,那個女孩在父親死的時候也只有8歲,第二年就跟馬格里辦了婚禮,12歲(1867年)就生下馬繼業?恐怕也屬於神話。」

所以,馬繼業的生母,賀衛方推定是郜永寬的侄女或近系親屬,殊為可信。

賀衛方認為由於當時那種中西之間仍然存在重大隔閡和偏見的年代,跨民族的通婚多少受到時人的歧視眼光,一位嫁給夷人的中國弱女子,當承受重大的社會壓力。這就是為何馬格里對妻子身世諱言莫深和刻意讓她與人隔離的主要原因,這當然是一個重要解釋。

不過,我也有一個推測,可以作為一個補充,就是這與他們結合的原因有關。但這個推斷暫時還未找到相關史料佐證(不過很可能也沒有的)。

鮑爾傑提到馬格里為保護郜永寬的「女兒」,而促成這段婚姻。問題是,要保護他的家眷,不一定要用結婚的方式。而且即使要結婚,又為什麼偏偏選上郜永寬這位侄女呢?在當時仍然是封建社會的氛圍,一位夷人可以隨便向一位中國女子求婚繼而結婚嗎?我的推測是,其實這門親事,應該推前到在郜永寬與戈登、馬格里密談獻城投降之時,在該段期間達成的。

郜永寬生前與戈登、馬格里談好投降的條件後,很可能再以另一種形式以確保他歸順清政府後他的利益可以更為鞏固,就是政治聯姻,而這方式在中國古代已司空見慣。但為什麼郜永寬會看上馬格里作為聯姻對象呢?基本不難解釋。第一,馬格里當時仍是單身未婚。第二,馬格里會說流利中文。第三,馬格里又是常勝軍的主力人物、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所以,合理推斷是,郜永寬做媒將他的侄女或近系親屬許配給馬格里。至於馬格里會否答應這門親事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因為鮑爾傑在傳記也提到:「馬格里自己有在中國長久發展的意圖,他最欽佩的是南懷仁、湯若望等康乾時期的天主教傳教士,希望能夠像他們那樣獲得終生在北京宮廷服務的機會。加入中國國籍,並且娶一位中國女子都有助於他實現這一遠大理想」。所以,馬格里當時也極可能同意這門親事的。

雖然其後發生了殺降事件,郜永寬等人身首異處,但既然馬格里與郜永寬大家已同意這門親事(在當時社會,郜永寬的侄女是否也同意是個問題,不過她應該預先知道這門親事),馬格里才順理成章迎娶郜永寬的侄女,履行先前的婚約,二來也可以保護郜永寬的侄女。但也正因發生了殺降事件,馬格里作為李鴻章的得力幕僚、清政府的重臣,他與太平天國納王的這椿政治聯姻,便成為馬格里的一個忌諱,肯定不能對人吐露半點的。至於馬繼業,他後來成為大英帝國的外交官,終其一生對自己中國生母的身世諱莫如深,是因為他生母是中國人還是自己是太平天國的後嗣?或兩者也是?也難再考究了!

後記:楊東曉的〈程學啟:從「悍匪」到「悍將」〉(《看歷史》20118月號)一文,亦提出馬格里這門親事是郜永寬的安排的觀點,不過只是一句帶過,沒有任何史料佐證,連基本論證都沒有。


2016年5月17日

《我,布雷克》(I, Daniel Blake):像是肯.洛區的一場最後、令人傷心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戰鬥。

譯按:法國《電視全覽》(附屬法國《世界報》(Le Monde)集團的綜合文藝週刊)網址,2016513上載之文章。作者 Cècile  Mury 。


憤怒、同理心和堅定不移的人道主義……今年,肯.洛區將於這週五(譯按:513)將步進坎城影展會場,仍然有話對我們說。相比他此前的所有電影作品,這齣競逐影展的社會題材電影,像是最後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戰鬥。

2014年的坎城影展上,肯.洛區暗示Jimmy’s Hall譯按:臺譯《自由之丘》;港譯《翩翩愛自由》)將會是他最後一部電影。但是,已經80歲的肯.洛區沒有放下武器、停止戰鬥。還沒有。他今年回來競逐影展,帶給我們的是一部有他的一切憤怒、同理心和堅定不移的人道主義的作品。肯.洛區對於那些時髦得令、花巧取寵和矯情造作的電影,完全不為所動。I, Daniel Blake標誌著我們與電影Riff RaffMy Name is JoeLabybird, Labybird 的導演和「他的」英國再次相逢——那裡的赤貧者和被遺忘的人,除了他之外,沒有人再稱他們為工人階級(譯按:作者這種理解是錯誤的,真正左翼不會如此認為。而且,電影男主角本身亦是木工的工人階級。)肯.洛區在他的時代和在他那非常自由主義的島上,對所有這些危機、緊縮政策的受害者,沒有猶豫、也永不退縮,以他手上的攝影機來捍衛,卻開始顯得有種孤獨感。這種孤獨——有《最後的摩根戰士》的一面,瀰漫在悲傷的敍事之中,相比他之前的所有電影,像是一場最後、令人傷心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戰鬥。

布雷克,肯.洛區的原型

誰是布雷克,會是肯.洛區自己嗎?在這部社會題材的電影裡,隨處可見到一個「憤老」的造型,決心要戰鬥至最後一口氣。即使這場戰鬥強弱懸殊。一方面,一位做木工的鰥夫,因患心臟疾病,而被迫停止工作。另一方面,半私營化的政府部門(譯按:電影裡指社會福利和就業等部門),瘋狂、反常地針對這些謂「接受救濟者」像捕殺獵物一樣,拒絕給他們任何補助,剝奪他們所有的收入。在不間斷而又要求前後矛盾的電話通話之中(譯按:指那些機構官僚),在荒謬情境之中的遲疑回答(譯按:指求助者),電影帶給我們一種異常卡夫卡式的漫長苦難。同時,我們又經常在其中觸及喜劇元素,就是充滿力量的英雄,在戰鬥中懷著善良的願望和幽默。正是這種栩栩如生的描寫,他的善良、風趣和日常的舉措,討人喜歡,使我們與他更覺親近。

但導演不忘提醒我們,這裡是生與死的問題。真正的饑餓和赤貧,伴隨著主角他們被排斥、被侮辱的軌跡。主角面對這種黑暗作出反抗,可惜無力改變而最終倒下,但仍保持那份令人動容的尊嚴。飾演布雷克的演員約翰斯(Dave Johns),我們會希望他因此而得到最佳男主角獎,當然也希望飾演年輕單身、失業的母親瑞吉兒(Richael)(譯按:這裡有誤,女主角名Hayley Squires)也能獲獎。兩人在戲裡於一間本地就業中心相遇。他們之間交織著一個美麗、微妙的相互扶持和友愛的故事。在一個更為公義社會的最後庇護所,那裡的人們「不是客戶,亦非使用者……只是公民。」

延伸閱讀:


2016年2月2日

馬克思主義失去了一位熱忱的捍衛者 (Marxism loses a passionate champion)Alex Callinicos

Ellen Meiksins Wood (1942-2016)

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譯


譯按:本文譯自英國《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月刊網頁,2016年2月號之文章

編按: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以溫馨的記憶,回顧剛於上月去世的艾倫.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的一生,還有她早年所識別出的並加以批判的「後馬克思主義」,以及她對「政治馬克思主義」具爭論的分析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艾倫.M.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於1月去世(譯者按:20161),享年73歲。她是上一代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之一。她對於追求理論的清晰度,兼持嚴格的許諾和深厚的政治熱忱。這些特質,可從她介入討論而初歩為她帶來廣泛關注的、於1986年出版的《從階級退卻:一種新的「真正」社會主義》(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著作裡,清楚地呈現出來。

在這書裡,她把批評矛頭指向那時初步形成的「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流派。她針對這樣一群的左翼知識分子,他們在1960年代的運動高潮時期強烈地認同馬克思主義,但現在向了右轉,他們其中有拉克勞(Ernesto Laclau)、墨菲(Chantal Mouffe)和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就如拉克勞和墨菲斥責的所謂「階級主義」(Classism),他們認為社會不是由社會生產和階級對抗所形構的,而實際是由不同的、分散而多元的話語和習俗所形成的。他們由此得出結論:左翼對於既存社會,不要再想什麼以社會主義來取代,而是應該爭取一個更為民主的型式。

這並非一個純粹的學術爭論。在英國的柴契爾夫人對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發動攻擊的背景下,這加強了工黨的金諾克(Neil Kinnock)領導所要推動的路線,其最終導致布萊爾的誕生。伍德這書,發表在19841985年煤礦工人大罷工失敗之後,清楚地駁斥了後馬克思主義的論點,創造了一個兼具非化約性和激進的馬克思主義的生動案例。這書獲得了多伊徹紀念獎(Deutscher Memorial Prize)。

《從階級退卻》有幾方面,代表了伍德更為重大的成就。首先,即使她作為加拿大人和在多倫多的約克(York)大學教了多年的政治理論,伍德這書為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左翼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她花了不少的時間在倫敦,和交了很多朋友。

第二,她確定出,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的理論崩解後的其中變種,成為後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來源之一。1960年代的巴黎,阿爾都塞嘗試將馬克思主義與各種哲學流派進行調和,尋求融合語言和社會、以及將主體視為社會結構的作用。為此,阿爾都塞為後馬克思主義敞開了方便之門。伍德像哈曼(Chris Harman)在「國際社會主義」傳統裡的立場,她認為要維持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內涵,拒絕阿爾都塞的理論是必不可少的。她站在偉大歷史學家湯普森(Edward Thompson)的立場,捍衛馬克思主義的人道版本。但另一位歷史學家提供了伍德重要的理論參考點,她1981年發表《在資本主義下經濟與政治權力的分離》(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under Capitalism)的文章,強調了布倫納(Robert Brenner)作品的重要理論意義。

布倫納對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兩大廣泛具爭議的論題,取得了理論上的進展。首先,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歐洲初期的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階級鬥爭,對於資本主義初步在歐洲占了優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其次,關鍵轉變的發生——如英國例子——不是在城市或國際貿易的領域(如此前的一些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傾向認為那樣),而是以農業資本主義的關係在農村出現。

對布倫納其中的一個批評,如法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伊.布瓦(Guy Bois)所提出的,形容布倫納的理論為「政治馬克思主義」,其為「歷史的唯意志主義的版本,將階級鬥爭脫離於其他所有的客觀偶發事件」(譯按:作者這裡引用的伊.布瓦文章,少了「客觀」兩字,見Bernner Debate, p.1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但是,伍德卻接受了這個標籤,認為它代表了與那種將歷史化約為生產力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版本的決裂。

伍德指出政治馬克思主義有兩個概念。首先是要小心分析在特定社會裡普遍存在的財產關係的性質——粗略而言,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生產的社會關係,對於生產手段和勞動力的經濟控制形式而引致不同組類的階級關係。伍德對主流的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所持的批判立場,是他們缺乏辨識出對普遍存在於社會的不同的財產關係其所相異之處。

第二,伍德強調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她認為資本主義相比其他經濟體系有非常不同的邏輯。特別是,在跟隨布倫納的主張方面,她強調資本主義不能等同為市場的普遍存在。市場在許多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已經存在,但在那裡沒能形成生產。資本主義由以下的事實區別開來:資本家和工人只能透過在市場上的有效競爭而成功地再生產他們自已。這迫使資本主義企業不斷為提升勞動生產率而投資於技術的創新,從而降低生產成本。

伍德的一個結論:馬克思主義者一般地對人類歷史傾向推想出一種資本主義的非常特定的結構。因此,生產力的發展不是——如她的同胞加拿大哲學家柯亨(G.A.Cohen)所言——歷史發展的動力,而是特定存在於資本主義。此外,資本主義的特質是系統地將經濟從政治分離出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是透過「經濟之外的強制」手段——例如,封建地主對他們的農民施加的政治和司法的權力。

相反在資本主義,伍德在跟隨布倫納的主張上,稱之為工人的「市場依賴」導致他們向資本出賣他們的勞動力,而因此屈從於被剝削的狀態。結果,經濟和政治關係能夠在制度上互相分離開來(這在之前是不可能發生的)。

在此基礎上,伍德和那些受她影響的——因她出色的智力和她作為老師的氣質吸引其他人圍繞她而形成的鮮明學派——認為不止是資本主義是特殊的,即使圍繞它周邊並沒多許多類似的東西。所以,伍德否定意大利的城邦或近代初期的荷蘭是資本主義的。而決定性的改變,是1617世紀在英國出現的農業資本主義。而建基在「經濟之外的強制」的舊制度,已存在了一段長時間,因此,政治馬克思主義者否定17891794年的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的革命,而認為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要到更為晚後才普遍存在。

這是一種有力的、重新想像的歷史唯物主義。當然,這裡有許多的爭論。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哈曼、巴納吉(Jairus Banaji),則堅持商人的中心地位和世界經濟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在對待國家介入經濟方面,政治馬克思主義的趨向是視其為建基在「經濟之外的強制」的、前資本主義式財產關係的一種持久性的象徵,這觀點碰上當代資本主義的國家其非常活躍的角色時,則是如坐針氈。

但這種分歧比起伍德的原創性和多產性,顯得次要了。她作為一位學者,兼具分析上嚴謹和在歷史知識方面博學的特質,這些都在她的著作中令人印象異常深刻地展現了出來。或者,我最喜歡她的著作是《農民–公民和奴隸:雅典民主的基礎》(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伍德在此書裡批評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典型古代是建基在奴役之上的詮釋,她為此對雅典城邦提供了獨到的社會基礎的分析,並將一些大哲學家例如柏拉圖稱之為古代民主的階級敵人。

在她未完成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系列研究中,其中有兩卷問世了:《公民到貴族:古代到中世紀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會史》(Citizens to Lords: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和《財產與自由: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會史(Liberty & Property: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Renaissance to Enlightenment)。在政治哲學這塊領域,伍德作為一位訓練有素的政治哲學家,這裡當然是她的主場,但一位有影響力的知識界歷史學者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則占據了她這領域不少位置——尤其在她有關早期近代思想的第二卷著作裡。斯金納著名的是,他堅持理論上的文本必須置放於它們的政治對話脈絡中來理解,才能產生貢獻。

伍德相比斯金納的本質唯心主義的方法,進行更為徹底的語境主義(contextualism)的實踐,這裡指的語境是由話語和「語言情境」所組成。她理解的「政治思想的社會史」,是帶著更差異獨特的唯物主義方式來理解語境。伍德運用了她在發展馬克思主義對財產關係的理解中所鍛造出的銳利工具,以此來對主流歷史學家所提出的「現代性」、「共和主義」和「啟蒙運動」的粗糙擁腫的分類,進行了細緻的切割和剖析。因此,她拒絕像政治學家那樣的回應而視為一種無差別的「商業社會」的興起,而堅持(例如)有專制的法國和資本主義的英國兩者的不同路徑。

有人有時或會批評伍德這種識辨——這建基於她的政治馬克思主義來分析資本主義的興起——過於尖狹,致將歐洲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架設成彼此之間的距離過於迢遠。但人們仍然可以從她的論證之中,欣賞她對歷史的深邃理解和分析的洞察力。

伍德堅持:「政治思想的社會史所提出的問題,是在政治領域之外有關社會的進程、關係、衝突和鬥爭,它們如何形塑政治領域自身。」這裡沒有其它能比英國革命突出的時期更清楚地顯示出來,平等派(Levellers)的由人民民主改變的主張設下了問題的氛圍,其促使了霍布斯和洛克尋求一種有利於新興資本主義發展的回答。

她這方面的才能,在一些作品裡展示出更為直接的政治運用,例如在她的文章——《公民社會的使用和濫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Civil Society),對當代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的主要概念進行了拆解,以及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於2003年出版的《資本的帝國》(Empire of Capital)。

讓我以一個個人的記錄作為本文的結束。艾倫與我在有關理論的課題方面,在印刷文字上已有過多次的交鋒。她曾稱我為「嚴苛的批評者」。但多年前,我們曾一起在馬田.多伊徹(Martin Deutcher)(多伊徹和塔瑪拉(Tamara)的兒子)的家裡度過了一個晚上。馬田是位嚴重殘疾人士,終此一生都住在他父母的舊單位內,四週只有他父母留下的書籍、卷宗和照片。他邀請了艾倫和我到他家一起享用中式外賣的餐點。

我在這奇特的而略帶憂傷的場景,強烈地感受到艾倫的善良、耐性、熱情和人道。在我們離開到地鐵站的路上,我們同意這一晚是個對我們大家所有共同之處的回憶。這就是我怎麼都會記著她!


2015年6月21日

工人與祖國——《共產黨宣言》相關段落的筆記 羅斯道爾斯基(Roman Rosdolsky)

【烏】羅斯道爾斯基Roman Rosdolsky
翻譯:宋治德
譯者前言:



羅斯道爾斯基Roman Rosdolsky1898719-19671015),烏克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羅斯道爾斯基出生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的西烏克蘭(Galicia)首都利維夫市(Lviv)。1920年代初加入西鳥克蘭共產黨,其後由於同情托洛茨基領導的左翼反對派,而被開除出黨。他後來完全信服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得勢、及其對德國納粹主義的政策所作的分析和批判,而加入烏克蘭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納粹德國佔領西烏克蘭期間被俘虜及送入集中營。二戰結束,羅斯道爾斯基從納粹集中營存活下來,移居美國。他移居美國後退出了政治活動,專注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而他一直視自己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學生,直至去世。

羅斯道爾斯基的重要著作,除了本文提到的《恩格斯和「沒有歷史」的民族:1848年革命的民族問題》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就是《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均在英語世界的左翼圈子產生重要的影響。另外,他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日子的回憶錄,亦被翻譯成英文。中國大陸已出版了《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的中譯本。

顧名思義,本文是討論《共產黨宣言》有關工人階級與他們祖國的關係。一直以來,《共產黨宣言》裡的「工人沒有祖國」這個斷言,產生不少誤解甚至被歪曲(其實早在馬克思、思格斯年代已經出現)。作者對此立場,他既反對不求甚解而將它作為一種教條,也反對從右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對它的曲解(包括來自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派,甚至後來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因此,作者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原典尋找答案,他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和其他著作使用的兩個詞彙nationnationalité(在中文裡,除了一般稱為民族,也涉及國族、國民、公民、種族和族群等等不同的意思),按照他們對這兩詞的理解進行詞義上的分析和疏理。作者的論述特色嚴謹清晰,在掌握對馬克思和思格斯其著作的豐富知識的基礎上(他本身有參與編纂《馬恩全集》德文版的工作),對有關「民族」的概念條分縷析;並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就工人運動與民族問題、民族主義運動之關係,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

本譯文譯自《法文馬克思主義文庫》(Les archives marxistes)網頁上載的法譯版本  Les travaileurs et la patrie : Note sur un passage du Manifeste Communiste。這裡稍加說明。文章原為德文,實際寫作年份不詳,但最早的英譯本是刊登於1965年《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雜誌(1965年夏季,第29期),估計大約與這段時期相去不遠。而法譯本(亦是直接從德文翻譯)刊載於《第四國際》19807-9月的季刊。譯者對照英譯和法譯兩個版本,發覺英譯本當中一些句子語焉不詳、甚至或有錯譯之處,而且還刪改了批評斯大林的一個註釋;而法譯本的意思較為清楚。所以選擇以法譯本翻譯成中文,但同時亦有參考英譯本。


內文
(一)

《共產黨宣言》裡討論無產階級與他們自己祖國的關係,有關段落這樣說﹕

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什麼他們要廢除祖國,廢除民族(nationalité)。

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原來沒有的東西。既然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national)主導階級,確立為民族(nation),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national),不過這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個意思。

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和世界市場的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一致化,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national)孤立性和對立性日益消逝下去。

無產階級的統治將更加快它們的消逝。聯合的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努力,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

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nation)對民族(nation)的剝削就會隨之而消滅。

民族(nation)內部的階級對抗一消失,民族(nation)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

(譯按:《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487-488頁,人民出版社。文章以下所引用的馬克思、思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和文章,譯者採用《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內的對應譯文,並標示其出處。)

而在以上段落的前幾頁,《共產黨宣言》說﹕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那麼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最初總是民族的(national)鬥爭。每一個國家裡的無產階級首先當然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譯按:同上,第478頁)

在社會主義的文獻引用這些段落已不計其數,通常是為了闡明工人運動對待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和沙文主義,應持否定的態度。但是,經常有種企圖是要淡化這些段落其語言表達的強烈色彩,甚至相反給予其民族主義的涵義。

我們舉出著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庫諾(Heinrich Cunow),作為一個例子。他在其《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的理論》(La théorie de Marx de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et de l’Etat)著作裡,討論了以上的段落。根據庫諾,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說的一切,就是﹕

現今(1848)的工人沒有國家,他沒有參與民族(nation)的生活,沒有占有其物質和精神財富的份額。但當有一天工人贏得政治權力和在國家、民族(nation)占領導的地位。然後,屆時可以這樣說(儘管他們的民族主義不同於資產階級的那種),他們自己構成了民族(nation),他們也將是民族的(national),和感受到民族的(national)。[1]

但庫諾的這種解釋[2]絆倒在《共產黨宣言》的一個短語上——「暫時」(encore)(譯按:字面意思為「仍然」、「迄今」)(「既然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確立為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這表明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兩者的整個世界觀是完全不同,而馬克思和思格斯亦不會期望無產階級永遠停留在「民族的」階段。

庫諾的解釋在改良主義陣營裡建立起他的學派;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黨的圈內也同樣採納了這種解釋。因此,維也納Stern-Verlag出版社(譯按:奧地利共產黨的出版社)於1946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裡的導言,說道:

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說:「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確立為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我們必須明白,恰恰是在我們這時代,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民族的階級,作為反法西斯、爭取民主的鬥爭中的民族骨幹力量。奧地利工人階級今天的奮鬥,透過建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和民主的奧地利,而贏得他們的奧地利祖國。[3]

這種解釋明顯不止是庫諾式的版本,甚至還比它走的更遠。我們可以在列寧的著作《卡爾.馬克思》討論《共產黨宣言》的相關段落,發現與這種用民族主義來解釋它的截然相反的說法:

民族(nations,譯按:此段皆為nations)是社會發展到資産階級時代的必然産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階級如果不「把自身組織成爲民族」,如果不成爲「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産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就不能鞏固、成熟和最終形成。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壘,消除民族隔絕狀態,用階級對抗代替民族對抗。因此,就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工人沒有祖國」,工人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工人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産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共產黨宣言》)。
(譯按:《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75頁,人民出版社。)

列寧的解釋,其內容雖然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本意,但他對「民族的」的解釋亦非令人滿意。這裡即時碰到的問題,因為《共產黨宣言》當無產階級即使後來贏得了政治統治,「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但列寧對工人階級「要成為民族的」說法,將它只應用在工人階級運動的開始,即工人階級還未進入「成熟」之前的階段。列寧進一步說,只有到了在一個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工人才比過往更不會有祖國。

由於上述所引的《共產黨宣言》的段落引起眾多的解釋,從而令人們試圖發掘其真正的涵義,本來不足為奇。但奇怪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段落成為了一種信條。因為,那些影響重大的綱領口號就是來自這些段落,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些想踐行它的人們可沒有完全理解其真正意思,尤其當中的「工人沒有祖國」帶來令人困擾的問題。當人們抱著堅定之心而重覆說寫這些表面看來簡單的口號,這比起要對它作出解釋、而其解釋又要符合社會黨(和其後的共產黨)的實踐(譯按:即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固然容易得多了。不幸的是,由於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實踐似乎越來越違背《共產黨宣言》作者的想法,令到「工人沒有祖國」成了空言……

(二)

那麼《共產黨宣言》相關段落的實際意思是什麼?為什麼工人階級是「沒有祖國」?為什麼當工人取得政治統治之後,他們仍然維持「暫時民族的」?要回答這些問題,看來我們必須先探討《共產黨宣言》裡與此相關的專門詞彙。

我們都知道,「nation」和「nationalité」兩詞並不總是和處處都是在相同的意義上使用。例如,在英國和法國,我們一般聽到「nation」通常是指主權國家的人口,而「nationalité」有時是屬於國家的公民/國民的同義詞,時而又指稱在人種–語言(ethnique-linguistique)意義上的社群(peuple人民)。但是我們(譯按:說德語的人)對這兩詞的用法都是指人種–語言意義上的社群。[4]

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在他們青年時期的著作)對以上兩詞幾乎總是遵循英語和法語的用法。據此,他們用「nation」主要指涉一個主權國家的人口[5](例外的情況是,也用於指涉「歷史上」的民族(peuples “historiques”),例如波蘭人,他們暫時被剝奪了自己的國家)。他們用「nationalité」指涉a)從屬於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國家(Staatsvolk[6],或是民族國家的條件、政治意涵上的民族[7];(b)在人種–語言意義上的社群。而「nationalité」幾乎等同為他們用來指稱「沒有歷史的民族」(peuples sans histoire)的唯一術語,例如指奧地利的斯拉夫人(捷克人、克羅地亞人、烏克蘭人等等)或者「孑遺的民族」(fragments de peuple)(例如克爾特人(Celtes)、布列塔尼人(Bretons)和巴斯克人(Basques))。正是這個「nationalité」的上述概念,與有自己「歷史」的民族(nation),形成鮮明對比,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專門詞彙的特點。我們舉一些例子,恩格斯於1866年致《共和國》(The Commonwealth)週報編輯說:

蘇格蘭山區的克爾特人和威爾士人,按其民族(nationitiés)來說,無疑地有別於英格蘭人,然而,誰也不把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的孑遺叫做民族(nations),同樣,誰也不會把法國布列塔尼的克爾特居民叫做民族(nations)。
(譯按:《工人階級與波蘭有什麼關係?》,《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175-176頁。)

還有1855年談奧地利的斯拉夫人的文章《德國與泛斯拉夫主義》:

奧地利的斯拉夫人分爲兩個集團:一個集團是由各民族(nationitiés)的孑遺組成,他們過去有自己的歷史,而現在的歷史發展是同那些與他們有不同種族和語言的民族(nations)聯繫在一起的。……因此上述這些民族(nationitiés)雖然全都住在奧地利境內,但未被承認爲已經形成了的不同的民族(nations)。  
(譯按:《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11卷,第220頁。)

在另一處(譯按:《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恩格斯說:
 
波希米亞和克羅地亞都沒有强大到足以作爲獨立的民族(nations)而存在。這兩個民族(nationitiés)都因種種歷史原因(這些原因必然使它們爲更强大的民族(races)所併吞)的作用而漸漸瓦解,它們要想恢復一定的獨立性,只有和其他斯拉夫民族(nations)(羅斯道爾斯基按:恩格斯這裡指俄羅斯)聯合起來。[8]
(譯按:《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8卷,第56頁。)

以上恩格斯致《共和國》週報編輯的文章的相關引述,其重要之處是從專門詞彙方面對「nation」和「nationalité」的概念作出了區分,包括闡明:「民族問題」(question nationale)和「有關民族的問題」(question des nationalitiés)之間的、「民族原則」(principe national)和「有關民族的原則」(Principe des nationalitiés)之間的差異和對立。恩格斯只同意第一個原則,大力反對第二個原則(譯按:即「前者是有『歷史的』民族」(nations),後者是「沒有『歷史』的、孑遺的民族(nationitiés)」)。

(眾所周知,馬克思和恩格斯錯誤地否認「沒有歷史的民族」的政治前途,如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等等。[9]

(三)

《共產黨宣言》同樣提供了一些使用這個有關「民族」的專門詞彙的實例。例如,它說當資本主義的發展破壞舊的「民族工業」(industries nationales)(譯按:同上,第469),這顯然指限定在某一國家領土內的工業。而在第二部份(譯按:〈無產者與共產黨人〉)結尾提及的「國營工廠」(fabriques nationales)(譯按:同上,第490),當然亦在相同的意義上來理解。

同樣,在段落:「原先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是由聯盟關係聯繫起來的,各有其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稅則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成爲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制、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統一的稅關的民族(nation)了。」譯按:同上,第470-471這裡「民族」(nation)(就如「民族的」(national))顯然指涉國家、自身擁有國家的民族(譯按:這裡可稱為國族),而不是在人種–語言意義上的民族(nationalité)。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無產階級的「民族的」鬥爭,它完全不是改良主義或新改良主義所想像的那樣(譯按:即階級聯盟合作的路線)。以下一段,清楚描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起源:

最初是個別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地方某一勞動部門的工人,同那直接剝削他們的個別資産者作鬥爭。……只要有了這種聯繫,就能把許多只在地方範圍內發生而性質又都相同的鬥爭匯合成爲一個全國性(nationale)的階級的鬥爭了。          
(譯按:同上,第474-475頁)

這裡,無產階級發動的「全國性」鬥爭(即發動鬥爭的範圍是整個的國家),直接等同於階級鬥爭。因為工人只有這種集中在全國範圍的鬥爭,才能使工人自身成為對抗資產階級的一個階級,並使這鬥爭具有政治鬥爭的性質。[10]

回到本文開首引述《共產黨宣言》的段落,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到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最初總是民族的」鬥爭,他們明顯的想法是發動這場鬥爭起初是在國家的範圍之內,其建基於這個清晰的立場:「每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首先當然必須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繼而無產階級「上升為民族主導的階級,確立為民族」[11]。這裡表達的意思非常明確:無產階級必須首先在現存的國界內,先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才能上升為國家的主導階級。這就是為什麼無產階級「暫時還是民族的」、而又「不是資產階級理解的那個意思」。資產階級的目標就是人民之間在政治上分離,以及剝削國外的民族。相反,勝利的工人階級從一開始,會致力消除國內民族之間互相的敵對和對抗。工人階級透過自身的領導權創造條件,使「民族內部的階級對抗消失」,同時亦使到「民族內部的敵對關係也隨之消失」。

只有從上述這角度,才能了解青年恩格斯所寫的「廢除」或「消滅」民族(nationalité)的意思,他不是主張廢除現存在人種–語言意義上的社群(這是荒謬的﹗),而是相反指消除人民之間的政治分離狀態[12]。套用《共產黨宣言》的話,在這樣一個社會,「公眾的權力失去它自己的政治性質」(譯按:因為「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同上,第491頁。),亦不會為各自處於獨立狀態的「民族國家」留有一席之地,這樣國家便會消亡。

(四)

探討《共產黨宣言》裡的專門詞彙,有助釐清它們的真正意思。上述的討論已經證明,此前人們對其中主要就「nation」和「nationalité」的相關段落的解釋在政治意涵方面產生的矛盾,尤其是庫諾完全武斷和詭辯的解釋。他嘗試從《共產黨宣言》裡推導出特有的「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及將工人階級運動的國際主義精神化約為各國人民之間的國際合作的願望。[13]

不過,亦有人們批評《共產黨宣言》得出一些結論:它鼓吹無產階級對待民族問題和民族運動所採取的「虛無主義」(nilhilisme)、和冷漠的態度。這裡需要重申:《共產黨宣言》說到「工人沒有祖國」,「祖國」是指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而不是指在族群意義上的民族。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人沒有祖國」的意思:工人必須將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視為壓迫他們的機器[14]。但即使當工人階級取得政治權力後,而建立起不同的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亦一樣是(在政治意涵上)「沒有祖國」。因為這些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是代表通往未來無階級和無國家的社會——它不能在一國、只能在國際範圍內建成——的一個過渡階段。

因此,人們指責《共產黨宣言》對民族問題作出了「冷漠」的解釋(尤其在「正統」馬克思主義者[15]圈子是常見的情況),是不能成立的。當然,如果對民族問題採取「冷漠」的解釋,會對社會主義運動造成了一些(有時甚至加劇了)損害。不過,它其實反映了——儘管以一種扭曲的表達方式——源自革命工人運動固有的世界性傾向[16],其為:渴望克服民族之間的界限、民族之間的區隔和人民之間的對抗。從這意義上而言,它比伯恩斯坦、庫諾及其一夥人的那套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解釋,更為接近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宣言》的原意。

  

註譯:



[1]. 《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的理論》(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Ilschafts- und  Staatatheorie, vol. 2, p.30.

[2]. 庫諾並非首位以此方式來解釋《共產黨宣言》。像其他改良主義者的炮製一樣,這也是來自於修正主義之父伯恩斯坦。在伯恩斯坦的文章《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土耳其的糾紛》(La Social-démocratie allemandé et les Trouble de Turquie)(Neue Zeit, 1896-7, no.4, pp.111ff)裡說:「無產階級沒有國家的說法,要修改為:什麼時候和到什麼程度,能以全面的公民身份參與他國家的政府和立法機構,並根據自身的意願改變其國家的制度。」

(譯註:《共產黨宣言》法譯本的encore,英譯本的so far,均具有到目前為止、仍然的意思,而中譯本用「暫時」更突出無產階級不停留在「民族的」階段這層意思,所以譯者沿用這個譯法。)

[3]. 但是,奧地利的工人階級應該在他們的祖國(勝利盟軍強加給他們的),為了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導言的作者顯然全無這種想法。

[4]. 考茨基對此的說法:「民族(nation)的概念同樣難以界定。不能降低這個困難的事實是,同一個詞可指稱兩個不同的社會型態,而兩個不同的詞又可指稱同一個社會型態。在西歐,由於其古老的資本主義文化,國家的人民感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那裡,國家的人口被稱為民族(nation)。在這個意義上,譬如說,我們講的是比利時民族(nation belge)。再往歐洲更東部的地區看,在一個國家裡有眾多的、不想從屬於它的人口的部份,他們構成自身的民族社群。他們同樣被稱為nationsnationalitiés,這適宜只使用後者來稱呼他們。」《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vol. 2, p.441.)

[5]. 這與魯曼(Fr.Naumann)所給予的定義有緊密的關連。他說從政治意涵方面,「一個國家的整體的公民為其民族(nation)的特徵……尤其在一個文明國家,其主要的人口構成其民族(在這用語真正的和原本的意義上),或是……在正確的意義上它似乎能夠創立一個民族。」《人民和民族》(Volk und Nation,1888

[6]. 馬克思於1843年寫道:「在法國和英國,問題是政治經濟學或社會對財富的控制;在德國卻是國民經濟學或私有財産對國家(譯按:nationalité中譯本譯為國家,亦可用民族國家)的控制。」(《〈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第457頁。)Nationalité在這裡肯定不是指在人種—語言意義上所構成的民族。

[7]. 比較馬克思於1848222的演說《論波蘭問題》:「三國強權(羅斯道爾斯基按:即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和時代並駕齊驅。1846年,因為把克拉柯夫歸併給奧地利而剝奪了波蘭僅存的民族獨立(nationalité)……。(《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34頁。)這裡的「nationalité」,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其它許多的段落一樣,是指政府。

[8].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8卷,第56頁,人民出版社。

譯按:作者提到恩格斯的上述引文,有關fragments de nationalités或英文的remnants of nationalities,《馬恩全集》中文版譯為「殘餘的民族」,帶有貶義,譯者一概改為「孑遺的民族」。

[9]. 見本人著作:《恩格斯和「沒有歷史」的民族:1848年革命的民族問題》Fr. Engels und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losen” Völker, 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ol. 4, pp. 87-282英譯本: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lolution of 1848, Critique Books, 1986.

(譯按:作者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沒有歷史」的民族——尤其指當時奧地利境內的斯拉夫人——的政治前途作了錯誤判斷,其實應為恩格斯而非馬克思。)

[10]. 可比較《德意志意識型態》裡所說:「由於資産階級已經不再是一個等級,而是一個階級了,因此它必須在全國範圍內而不是在一個地區內組織起來,並且必須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種普遍的形式。」《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70頁。

[11]. 《共產黨宣言》1888年的英譯版本,經過恩格斯同意的譯本,將「民族的階級」(class nationale)改為「民族主導的階級」(leading class of the nation)。

[12]. 沿著這思路,恩格斯在1846年寫道:「只有無産者才能够消滅各民族(nationitié)的隔離狀態,只有覺醒的無産階級才能够建立各民族(nation)的兄弟友愛。」(《在倫敦舉行的各族人民大會》,《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666頁。)同樣,在《德意志意識型態》,無產階級被稱為「已經成為現今社會的一切階級、民族(nationitiés)等等的解體表現……民族(nationitié)的獨特性已經被消滅。」(同上,第78頁及68頁)

[13]. 庫諾對《共產黨宣言》的最徹底的扭曲,可從引述他書(譯按:《馬克思的歷史、社會和國家的理論》)裡下面這段話看出:「如果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呼籲而推導出馬克思會認為工人是處身於民族的(national)社群之外,這是完全不合理的。這好比呼籲『記者、醫生、語言學家等等在國際協會之下聯合起來,開展你們的工作』而得出相同的謬論:這些專業協會的成員不該感到要與他們自身的國家民族有所連繫。」(同上,vol.2, p.29)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內,引述德國工人黨的綱領第五點:「工人階級爲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現代民族國家的範圍內進行活動,同時意識到,它的爲一切文明國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種意圖必然導致的結果,將是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

馬克思的回應是:「同《共産黨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會主義相反,拉薩爾以最狹隘的民族觀點來對待工人運動。有人竟在這方面追隨他,而且這是在國際的活動以後!爲了能够進行鬥爭,工人階級必須在國內組成爲一個階級,而且它的直接的鬥爭舞臺就是本國,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階級鬥爭不是就內容來說,而是像《共産黨宣言》所指出『就形式來說』是本國範圍內的鬥爭。但是,『現代民族國家的範圍』,例如德意志帝國,本身在經濟上又處在『世界市場的範圍內』,而在政治上則處在『國家體系的範圍內』。任何一個商人都知道,德國的貿易同時就是對外貿易,而俾斯麥先生的偉大恰好在於他實行一種國際的政策。而德國工人黨把自己的國際主義歸結爲什麽呢?就是意識到它的意圖所導致的結果將是『各民族的國際的兄弟聯合』。這句話是從資産階級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裡抄來的,它應當被當做各國工人階級在反對各國統治階級及其政府的共同鬥爭中的國際兄弟聯合的等價物。這樣,關於德國工人階級的國際職責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哥達綱領批判》,《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25-26頁。)

[14]. 馬克思在他筆記摘引布里索(Brissot de Warville)的一段說話:「那些希望在未來為全體人民創辦教育的方案,可以得到一種觀察:當四分之三的人是身無財物,不會帶來好的結果。沒有財產,人們不會有祖國。沒有祖國,所有人反對每個人,而每個人必須武裝起來反對所有人……在資產階級社會,有四分之三的人過奢侈的生活,就有四分之三的人沒有宗教、道德、和要效忠的政府。

譯按:此段引文在英文版及中文版的《馬恩全集》找不到相關出處(《馬恩全集》沒有出版法文版),而本文英譯版本譯註所標示的《馬恩全集》德文版的出處(MEGA,vol.6,p.617),譯者託在德國的朋友查找後,亦沒有相關出處。

[15]. 「……『正統派』(譯按:俄羅斯的新康德主義者給馬克思主義者的帽子),使用這個用語時决不能忘記,這個用語是論敵在論戰中提出來的,『正統派』並不拒絕一般批判,而只是拒絕折中主義者的『批判』。」(《非批判的批判》,《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84頁。)

[16]. 自斯大林的統治開始,「世界主義」(Le cosmopolitisme)被打成為資產階級最壞的惡習的同義詞。但恩格斯於1874912-17日給佐爾格(F.A.Sorge)的信裡說:「無產階級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643頁)所以,我們寧取思格斯的解釋而扔棄斯大林和他後繼者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