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1日

列寧如何確立十月革命的路線——《四月提綱》的意義

亞倫‧吉布森(Alan Gibson) 謝凱健 譯       宋治德 校

校按:文章原載於《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2017年四月號第423期。副標題為校閱所加。

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在俄國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五星期後,於1917年4月回到俄羅斯。亞倫‧吉布森(Alan Gibson)舉出了列寧在革命後的路線爭論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而他的《四月提綱》(April Theses)可以作為在創新性和領導權方面的借鑒對象。

1917年4月3日,列寧乘坐的火車抵達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
                                                                 
《真理報》(Pravda)刊載了列寧在1917年4月抵達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後發表的演講——《四月提綱》。波格丹諾夫(Alexander Bogdanov)為此形容列寧「是一個語無倫次的瘋子」。


波格丹諾夫是列寧所屬的布爾什維克黨前黨員,認為列寧「語無倫次」而感到震驚的並非只有他一人。在彼得格勒,或是全國各地的城鎮,許多領導都對列寧所提出的分析和綱領感到不安和困惑。其中一位領導憶述指「列寧的提綱給人的印象是爆炸性的」。


想要知道列寧說什麼,需要先知道當時列寧要處理的是什麼問題。在二月革命推翻統治俄羅斯長達三個世紀的羅曼諾夫皇朝的五星期後,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抵達彼得格勒,社會動盪幾乎同時出現了兩股政治力量,一股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政客和有產者組成的臨時政府;另一股是在起義的五天期間、由叛變軍營和全市工作車間的選舉而產生的工兵代表所組成的蘇維埃。


對於被稱為二元權力時期的兩股政治力量,它們都遇到兩難局面。一方面,沒有蘇維埃的同意,臨時政府的所有舉動都是徒勞無功;另一方面,蘇維埃的領導人認為就算他們擁有壓倒性的力量,但像歷史的律則一樣,應該要由臨時政府作主。


這是因為大部份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都認為,二月革命實現了自失敗的1905年革命以來所追求的目標——一個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目標是基於一種觀念,認為俄國的資產階級力量太薄弱、太膽小,不敢以自己的名義進行革命——他們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沒有作為或缺席已經証明,布爾什維克黨人認為俄羅斯仍必需經歷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從而為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條件。


驅使這些蘇維埃領導人移交權力給臨時政府的決定不僅是基於他們對二月革命的分析。起初,大部份蘇維埃的代表是來自小資產階級,這階層的人口傾向選出具自由主義色彩的政治人物。而蘇維埃正在發揮作用。之後,蘇維埃的《一號命令》(Order No.1)文件——托洛茨基形容為二月革命中唯一一份有價值的文件——容許起義士兵自行選舉代表並接管武裝,毋須向臨時政府繳械。《一號命令》亦同時廢除士兵在非值勤時間的軍禮儀式。(校按:《一號命令》亦要求起義士兵返回所屬軍營和接受臨時政府的指揮。


這些領導人希望臨時政府能夠繼續掌權以保衛二月革命的勝利,其不止反對舊沙皇時代的反動勢力,還有抵抗德軍的入侵。這意味著俄國需要與法國、英國和美國繼續保持戰爭盟友的關係。


但這亦意味著需要繼續將數十萬名農民士兵送往前線的殺戮戰場,繼續造成全國的城市和鄉鎮出現糧食短缺及商人囤積居奇。對布爾什維克來說,這是完全背離他們自1914年戰爭爆發以來一直堅守的原則——要令沙俄帝國戰敗,將帝國主義的戰爭變為階級戰爭。然而,對大部份人來說,二月革命已經令這個原則改變了。在列寧抵達的前幾天,一位參與布爾什維克大會的代表表示:「只要和平尚未到來,我們都必須全力作戰,保衛我們在萌芽中的自由。」


正是在這種對於作出什麼決定的思想混亂情況之中,列寧搭乘的火車於4月3日抵達芬蘭車站,列寧從車廂階梯徐徐而下,受到在場數以千計士兵與工人、及不同的蘇維埃和臨時政府的政要歡迎。孟什維克、當時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齊赫澤(Nikolai Chkheidze)更為他送上巨大花束以示歡迎。


齊赫澤說:「我們認為,現時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務是要保衛革命,免受一切來自國內外的侵犯。我們希望你會加入我們一起達致這個目標。」一名年輕的海軍將領然後表達他希望列寧成為臨時政府的一員。


根據當時一位目擊者,彼得格勒蘇維埃領導成員蘇漢諾夫(Nikolai Sukhanov)所言,「列寧站在那裡,看來好像對這種歡迎和邀請一點也不在乎。……列寧拒絕了邀請並說:『親愛的同志們、士兵們及工人們,我很高興可以在俄國革命勝利中與大家見面,歡迎大家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分子。不用多久,人們將會把武器轉向與剝削他們的資本家對抗。因為有你們,俄國革命將會進入一個新紀元,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列寧其後在歡呼的人潮中被簇擁著離開,前往城中其中一個空置宅第,此處亦成為之後該市的布爾什維克臨時總部。據托洛茨基指,列寧緊接著的多場演講,「即使從放手大膽地鼓動聽眾的巨大熱情而言,有時聽起來就像是在斥責。……列寧這些演講就算對他身邊的親密戰友來說,基本印象是非常嚇人的。」(校按:來自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15章


第二天,列寧向布爾什維克大會簡述了他的《四月提綱》——托洛茨基其後稱為革命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文件中,列寧指出:

1. 對於支持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主張,不應有任何讓步;

2. 當國家「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權力必須被掌握在無產階級和最貧窮農民的手中」;

3. 不應支持臨時政府——「應該清楚表明它所作的承諾是虛假的」;

4. 必須讓群眾認識到,工人代表的蘇維埃才是革命政府的唯一可能形式。


列寧繼續呼籲廢除警察、軍隊及官僚機構,以及所有民選官員的薪資不超過一般工人的工資,而且這些官員都可以被撤換的。他更呼籲沒收所有土地莊園,並交由當地的農民代表的蘇維埃管理。所有銀行機構必須國有化並由蘇維埃接管,以及由蘇維埃控制社會生產和產品分配。


列寧的想法並非突如其來。列寧從二月事件以來,當時他在蘇黎世流亡,亦一直有寫信闡述他對二月革命的看法,特別是二月革命如何徹底推翻他自己此前的觀點。


他的五封《遠方來信》(校按:列寧在瑞士流亡期間為《真理報》寫的一組文章),指責蘇維埃領導人呼籲工人支持臨時政府是背叛工人的行為。他提到需要「打碎」舊有國家機器,「以一個將警察、軍隊與官僚機構合併起來以武裝全體人民的全新組織」,用以保衛革命,向著「麵包、和平與自由」的目標進發。


但列寧的忠告並未得到注意,其《四月提綱》對蘇維埃全體代表的即時影響,更多的是製造了混亂、甚至是敵意的局面。曾擔任《真理報》編輯而剛從二月事件被釋放的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斯大林,對《四月提綱》更不贊成,加米涅夫批評《四月提綱》欠缺「具體指示」,同時堅稱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式革命,而非社會革命」。


有很多蘇維埃代表都同意列寧沒有考量現實狀況,是因為他之前的流亡而與俄國社會缺乏實際接觸所致。但接下來的日子,列寧再提出一個尖銳的觀點:「基於我們仍然是少數,我們需要對工作提出批評和揭露錯誤,同時需要宣揚將國家權力轉移至工人代表的蘇維埃的必要性,讓人民可以通過實踐來克服錯誤。」


這個《四月提綱》,在整個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的不同會議、和布爾什維克黨內各個派別代表的各種形式的會議上,都產生了討論和辯論。列寧發表對大多數同志的震撼性言論的三週後,他終於在全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贏得了大多數蘇維埃代表的支持。


臨時政府決心要「取得世界戰爭決定性的勝利」並與盟國一起研究瓜分贓物,導致爆發群眾大規模的反臨時政府的遊行和示威活動,這使到列寧主張的勝利變得更容易了。戰艦與軍營爆發了憤怒的兵變,幾天之內,大規劃的示威包圍了臨時政府會議場地馬林斯基宮(Marinsky Palace)。這些事件顯示,廣大的工人及士兵由由支持臨時政府到唾棄他們,並迅速轉向革命行動以結束危機。


列寧的主張獲勝的意義非常重大。布爾什維克此前二十年來一直是重要的左翼黨派,儘管是非法組織及面對不斷的被拘捕和拘留的打擊,布爾什維克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已建立起大批熱心的追隨者。當在走向十月革命道路上遇到一個又一個的危機時,他們能夠產生重要影響。


列寧在俄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抵達彼得格勒,他對「重新武裝」布爾什維克的決心,以及與同志們不斷的辯論,使布爾什維克不僅在政治上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而且更為即將來臨的十月革命堅定了信心。


2017年10月6日

《雅各賓》雜誌紀念俄國革命一百週年系列:葛蘭西與俄國革命

比安奇(Alvaro Bianchi)穆西(Daniela Mussi    宋治德

譯按:美國左翼雜誌《雅各賓》(Jacobin)為紀念俄國革命一百週年的專案而推出一系列相關討論文章,並與「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合作將它們翻譯為中文版本,而為該系列的文章之一。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本文雖然在中國國內已有中譯版本,可惜錯譯之處不少,因此,「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認為需要重譯和委託本人負責此事

作者阿爾瓦羅‧比安奇(Alvaro Bianchi)為巴西聖保羅州坎皮納斯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的政治學教授,丹妮拉‧穆西(Daniela Mussi)為巴西聖保羅大學(University of São Paulo)的博士後研究員。一直以來,西方的一些學者(當中包括有自稱左翼的)會將葛蘭西的理論(尤其是霸權理論)與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兩者對立起來,甚至硬說葛蘭西在獄中的思考最後是放棄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模式。本文主要對這種說法提出駁斥,指出在葛蘭西的寫作裡,俄國革命或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一直是他思考工人階級的自身解放和邁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參照,這點直到他去世從沒改變。

另外,本文作者引述葛蘭西文章的一些引文,與原英譯版本有所出入,譯者參考了英譯版本而相應作出修繕。


一個年輕的安東尼奧‧葛蘭西所想的俄國革命是什麼?

80年前,1937427,安東尼奧‧葛蘭西在法西斯政權的監獄裡度過了他生命最後十年之後,撒手人寰。葛蘭西在《獄中札記》的理論工作聞名於世,但他對政治所產生的作用,早在一戰期間當他還是一個年經的都靈大學語言學的學生時,便已經開始了。甚至那時,他在社會主義刊物所發表的文章,其不僅對戰爭、還包括對意大利的自由派、民族主義者和天主教文化提出了質疑。

1917年初,葛蘭西在都靈當地的一份社會主義報紙《人民呼聲報》(Il Grido del Popolo)從事記者的工作,並且參與皮埃蒙特版(Piedmont edition)的《前進報》(Avanti!)的協作。在俄國二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個月,意大利仍然缺少這方面的消息,它們大部份局限於來自倫敦和巴黎的通訊社的文章翻炒。在《前進報》通常以筆名「小輩」(Junior)發表的一些俄國的報導,是來自一位俄國社會革命黨的流亡者蘇卓安林(Vasilij Vasilevich Suchomlin)。

為了向意大利的社會黨人提供可靠的訊息,意大利社會黨的領導向身處海牙的代表莫爾加里(Oddino Morgari)發了一封電報,要求他前去彼得格勒與革命者取得聯繫。但莫爾加里這次旅程中斷了,於7月回到意大利。420日,《前進報》發表了一份由葛蘭西撰寫的有關國會議員試圖前往彼得格勒之行的記錄報導,稱呼莫爾加里為「紅色大使」,他對俄國事態發展的熱情是顯而見的。葛蘭西在這一點上,認為正在面對戰爭的意大利工人階級的潛力,與俄國無產階級的實力具有直接關連。他認為在俄國爆發的革命,會根本扭轉一切的國際關係。

世界大戰正處於最激烈的時刻,軍事動員深深地影響了意大利人民。葛蘭西的朋友塔斯卡(Angelo Tasca)、泰拉奇尼(Umberto Terracini)和陶里阿Palmiro Togliatti)被徵召入伍往前線,葛蘭西因身體狀況不佳而得以免役。新聞事業成為了他的「前線」。在刊載於意大利《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關於莫爾加里的文章中,葛蘭西贊賞地引用一份俄國社會革命黨人的聲明,其呼籲歐洲所有政府對於德國的攻勢只採取防禦的策略,放棄對德國的進攻。這是在4月份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以大多數通過的「革命防禦主義」(revolutionary defensism)的立場。數日後的《前進報》,刊出了由「小輩」翻譯了這次大會的決議。

但是,隨著新的消息傳來,葛蘭西對於俄國正在發生的事情開始發展他自己的詮釋。19174月下旬,他在《人民呼聲報》發表了一篇名為《記俄國革命》(Note sulla rivoluzione russa)的文章,與當時大多數社會黨人將俄國事件分析為一個新的法國大革命相反,葛蘭西稱它為一個會引向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行動」。

對於葛蘭西,俄國革命與被視為僅僅是「資產階級革命」的雅各賓模式,截然不同。在詮釋彼得格勒事件,葛蘭西揭示了一個屬於未來的政治綱領。為了繼續推進運動而邁向一個工人的革命,俄國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明確地與雅各賓模式——系統地使用暴力和文化活動的薄弱——作出決裂。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後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葛蘭西很快站到了布爾什維克的一邊,這個立場同樣表達在他認同意大利社會黨內更為激進和反戰的一些派系。在728《俄國的最高綱領派》(I massimalisti russi)的文章中,葛蘭西表示全力支持列寧和他稱之為的「最高綱領主義」政治。據他意見,最高綱領派代表「革命的延續,革命的節奏,因此是革命的自身」。他們對過去沒有任何包袱而體現了「竭盡全力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

葛蘭西堅持革命不能被中斷,和應該戰勝資產階級的世界。對於這個《人民呼聲報》的記者來說,所有革命面對的最大危險——尤其在俄國——就是認為這個發展的過程已經到達終點。最高綱領派是反對革命中斷的力量,因此他們與這個「革命進程成為最終的邏輯聯繫」。在葛蘭西的推論中,整個革命進程相互扣連,並在運動中——由最堅強和最具決心的人們推動最軟弱和最猶豫的人們——被推動向前。

85,一個俄國蘇維埃的代表團——其中包括格倫貝格(Josif Goldemberg)和斯米爾諾夫(Aleksandr Smirnov——抵達都靈。這次行程獲得意大利政府的允許,因為他們希望俄國新政府會參與反對德國的戰爭。意大利社會主義者與俄國代表會面後,對於在俄國蘇維埃之中仍然盛行的想法表示困惑,811《人民呼聲報》的編輯質疑道:

當我們聽到俄國蘇維埃代表團說到為了革命的名義而要繼續戰爭時,我們急切地問,這不啻意味著接受或甚至希望繼續戰爭以保障俄羅斯資本家至高無上的利益來反對無產階級的挺進嗎?

儘管如此,蘇維埃代表團的訪問是一個借助宣傳俄國革命而在意大利也進行革命鼓動的機會,意大利社會主義者抓住了這個時機。代表團到過羅馬、佛羅倫薩、博洛尼亞和米蘭後,回到了都靈。自從大戰爆發以來,這城市首次有公開遊行,有4萬多群眾參與歡迎俄國革命的誕生,他們齊集在「人民之家」Casa del Popolo譯按:當時意大利社會黨的總部)所在地。在「人民之家」大樓的陽台上,當時意大利社會黨內最高綱領一派的領導人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是對這場戰爭的堅定反對者,他翻譯了格倫貝格的講話。當代表團發言時,塞拉蒂一邊便說俄羅斯人希望立即終止戰爭,最後高喊「意大利革命萬歲!」來總結他的「翻譯」,群眾隨即喊起「俄國革命萬歲!列寧萬歲!」作為回應。

葛蘭西在《人民呼聲報》,熱情地報導了這個歡迎俄國革命代表團的集會。他認為這場集會是一個「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力量與革命俄國團結一起的真實的壯麗場面」。數日之後,這個場面再次出現在都靈的街頭。

822早上,由於戰爭引起的長期糧食供應的危機,都靈已沒有更多的麵包供應。在這個城市的工廠,工人們開始停工。下午5點,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停工了,群眾開始在市內遊行,搶奪麵包店和大型零售商店。這場沒有任何人號召的自發起義,席捲整個城市。即使麵包供應恢復亦沒法停止這場運動,它很快具有政治性質(譯按:反戰的性質)。

翌日下午,城市的控制權已被轉至軍隊手上,軍隊接管了都靈市中心。搶奪和在市郊築起街壘繼續發生。在社會黨的據點波哥聖保羅(Borgo San Paolo)地區,示威者掠奪和放火燒燬聖柏納迪諾(San Bernardino)教堂(譯按:因為教堂的神甫一般囤積不少糧食)。警察向人群開槍。824衝突加劇。早上,示威者嘗試進入市中心但不成功。數小時後,他們面對軍隊的機關槍和裝甲車的開火。最後,一連串的破壞造成24人死亡和超過1500人被投進監獄。罷工在翌日早上繼續,但街壘已被清除。20多名社會黨領導被拘捕。自發性的起義結束。

《人民呼聲報》在這段日子沒有發行。91,報章在葛蘭西的領導下恢復運,他代替了被捕的社會主義者領導朱迪斯(Maria Giudice)。國家新聞審查不容許任何提及起義的報導。葛蘭西借此機會簡要提及列寧:「克倫斯基代表在歷史上的注定失敗,但列寧確實是代表社會主義的生成,我們全心全意地與他一起。」這是意有所指俄國7月份發生的事件,布爾什維克黨人被政治迫害,列寧被迫到芬蘭避難。

數日之後,915,當科爾尼洛夫(Lavr Kornilov)將軍率領部隊前往彼得格勒鎮壓革命以恢復秩序時,葛蘭西再次提到「革命是憑著良心行事」。929,列寧再被視為「良心的鼓動者,沈睡靈魂的警醒之鐘」。在意大利收到有關俄國的訊息仍然不可靠,且經過在《前進報》「小輩」翻譯的過濾(譯按:選取對克倫斯基臨時政府有利的報導)。雖然如此,葛蘭西還是認為社會革命黨的切爾諾夫(Viktor Chernov)(譯按:俄國社會革命黨的理論家,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農業部長,最後墮落成為反布爾什維克分子,葛蘭西當時對他存有幻想)是「一個有具體行動綱領的人,其綱領是一個完全社會主義的、不承認階級合作的綱領,因為它顛覆了資產階級私有財產的原則而不為資產階級所接受,它最終是社會革命的開始。」

同時,意大利的政治危機持續。1112,意大利軍隊在卡波雷托之役(Battle of Caporetto)被擊敗後(譯按:意大利軍隊被德奧聯軍打敗),由圖拉蒂(Filippo Turati)和特雷維斯(Claudio Treves)所領導的社會黨議會內的派系,採取了公開的民族主義立場而主張保衛「國家」,遠離此前所持的「中立主義」立場。圖拉蒂和特雷維斯在《社會批判報》(Critica Sociale)(譯按:意大利親社會黨的報紙)發表文章,認為無產階級在國家處於危險的時候必須作出保衛。

另一方面,在社會黨內不妥協的革命派,面對新的形勢亦自我組織起來。在11月,該派領導人在佛羅倫薩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討論「我們黨的未來方向」。葛蘭西在都靈的黨支部開始發揮了重要的角色,他作為代表參與了會議。在會議中,他與波爾迪加(Amadeo Bordiga)立場一致,認為需要採取更為進擊的行動,而塞拉蒂和其他人則維持既有的中立主義策略。會議結束時,重申了革命國際主義和反對戰爭的原則,但對於該怎麼辦沒有作出任何實際指導。

葛蘭西將8月都靈的事件放在俄國革命的脈絡下作出詮釋,他在會議結束後返回都靈,相信這個時刻是要採取行動了。他受到這種樂觀情緒和在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奪得權力的鼓舞,在12寫了《反對〈資本論〉的革命》(La rivoluzione contro ‘Il Capitale’)的文章,他在其中宣告:「布爾什維克革命無疑是俄國人民的總的革命的延續。」

為了防止革命停滯不前,列寧的一派上台後建立起「他們的專政」,以闡述「革命最終須符合社會主義的形式,以便和諧地繼續發展」。在1917年,葛蘭西對俄國革命者之間的所有政治分歧欠缺一個清晰的分析。此外,他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核心是個一般的假設:一個連續的運動,「沒有暴力的衝突」。

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以其深刻的和難以抗拒的文化力量,「包含意識形態的意義多於事件的意義」。據此原因,革命不能被解讀為就「在馬克思的文本中」。葛蘭西繼續說,在俄國的情況,《資本論》是「資產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書」。葛蘭西這個說法從《資本論》1867年第一版序言作出引申,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更大的國家,顯示出不發達的國家不能跳過「自然階段」的發展。

孟什維克正是在這個文本的基礎上,構述了對俄國社會發展的解讀,斷定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形成,和在社會主義成為可能之前構築一個充分發展的工業社會。但根據葛蘭西,在列寧領導下的革命者,嚴格來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沒有拒絕馬克思的「內在思想」,但他們「放棄《資本論》的某些說法」,拒絕視它為「一個外在的充滿教條和不容爭議的說法的學說」。

根據葛蘭西,馬克思在《資本論》裡所揭示的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預測會是正確的——即在正常發展的情況下,通過「漫長的一系列階級經驗」而形成了「人民的集體意志」。但是,戰爭以難以預計的方式加速了這種時間性,俄國工人在三年內經歷了這種激烈的衝擊,「饑荒迫在眉睫、饑餓和由饑餓造成的死亡可能降臨每一個人身上。可以一舉毀滅數千萬人。人民的意志開始的一致是機械的,但在第一次革命以後,便主動地和自覺地一致起來」。

這個人民的集體意志要由社會主義宣傳推動的。在一個特殊情況下,容許俄國工人在一瞬之間活在無產階級的全部歷史之中。工人認識到先輩們的努力,從「奴役的枷鎖」之中解放自己,迅速發展出「新意識」,成為「見證未來世界的現在」。此外,這種意識是在國際資本主義如英國等國家充分發展之基礎上而來的,但俄國無產階級可以迅速達到一個集體主義必要條件的經濟成熟水平。

1917年,儘管對於布爾什維克思想的了解仍然甚差,但《人民呼聲報》的年輕編輯自然地傾向接近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範式。葛蘭西看到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人體現了一個恢復不間斷革命的綱領。一個他同樣想在意大利實現的革命。

20年後,葛蘭西作為一名囚徒死於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之手。這樣粗略地回顧葛蘭西的一生,他的悲劇命運或會引致我們認為這會令他質疑基於十月革命而看到的巨大希望;或甚至在他的《獄中札記》中會有找尋運用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的更溫和或改變鬥爭形式的「新方式」。

蘭西從沒有放棄俄國革命的理想。他在監獄所寫的著作中,提出了強制力量和共識並不是各自獨立分離的,而國家被構想為是各種強制力量交織的過程的歷史結果,這種過程很少為受宰制的群體創造條件。他寫道需要在生活各個層面進行鬥爭,以及會遇到與霸權妥協和墮入政治「演化論」(譯按:即改良主義)的風險。他強調知識分子(幾乎總是有害的)對普羅民眾生活中的作用,和提出了作為一個整全世界觀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一種實踐的哲學。

葛蘭西在被囚歲月直到19374月逝世,他從未表示會放棄將俄國革命作為工人階級解放自身的綱領性和歷史性的參照,而他對俄國革命的理想常存於心,至死不渝。

2017年9月22日

馬克思的傑作一如既往具有現實意義

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譯按:出處為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報章《社會主義工人》(Socialist Workers)網頁,於2017919上載之文章



1867914,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在德國漢堡出版。馬克思在親自向出版商交付手稿後告訴友人:「這無疑是向資產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內)腦袋發射的最厲害的炮彈。」(譯按:〈馬克思致約翰‧菲力浦‧貝克爾1867417),中文《馬恩全集》第一版,31卷下,第542543頁,人民出版社。

主流意見——例如在斯伯柏(Jonathan Sperber)和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近期出版的有關馬克思的傳記中——一以貫之地將《資本論》說成完全失敗的作品。他們描述《資本論》為一個當它出版時已是過時的著作,對身處21世紀的我們確實沒有什麼有意義的內容。

這無法解釋為何人們今天對《資本論》的興趣日益增加。世界各地都有紀念《資本論》出版150週年的會議。我上個月在巴西出席了一個會議,本週還參加了由倫敦國王學院主辦的另一個會議。另一位參與者(譯按:指倫敦國王學院的會議)哈維(David Harvey)在Youtube視頻上的《資本論》講演的成功,正好顯示當代對了解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的興趣。

崩盤

竟,914不僅僅是《資本論》第一卷首次出版的日子,也是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擠兌事件十週年的日子,當時存款人在北岩的各分行外排隊等候提走存款。這是自馬克思時代1866年奧偉蘭德格尼公司(Overend, Gurney & Co)銀行的崩盤以來,英國的銀行首次出現擠兌事件。

北岩銀行的擠兌,發生在全球的經濟和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刻,是明擺著的事實。我們仍然生活在這場危機的餘波之中。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英國央行等的中央銀行之中,資本主義的週期危機所產生的混亂,顯而易見。他們對於是否要冒險將利率從在危機時期下跌到的最低水平向上調升,猶豫不決。

《資本論》——不只是第一卷,包括在馬克思去世後由恩格斯所編輯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使人們能夠克服這種混亂。第一卷尤其是馬克思的傑作,但他是在恩格斯的不斷催促下,艱難地——正如他告訴恩格斯——完成了「一個藝術的整體」。(譯按:〈馬克思致恩格斯1865731),中文《馬恩全集》第一版,31卷上,第135頁,人民出版社。

《資本論》部份章節是難讀的,尤其是第章,恩格斯曾敦勸馬克思重寫以讓人們更易明白。但在優秀的評論員——不只是哈維,還有庫納拉(Joseph Choonara)卓越的《馬克思〈資本論〉的讀本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Marx's Capital——幫助下,你會找到自己進入《資本論》體系的方式。

獨創性

英國早期評論家道森(W.H. Dawson所寫的——正如霍布斯鮑姆(或譯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指出,他在當代擁護資本主義的評論家之中有著非常不同的口吻——仍然是真確的,「不管如何看待這個學說,沒有人會膽敢質疑大師的獨創性、難得的頭腦、精密的論證和再加上在(《資本論》)書頁中所展示的銳利論辯。」

而且,馬克思並不是在一個舒服的學術研究環境和坐在教授椅子上寫成此書。在整個18501860年代,當他進行他主要的經濟學研究時,馬克思的家庭——有時不顧一切和絕望地——要與貧窮作鬥爭。

此外,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第一卷時,他正從事發揮他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工作。在18641872年期間,他是國際工人協會(或稱第一國際)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引領第一國際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支持反對蓄奴的北方、支持愛爾蘭獨立的運動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

這本書本身就是反映了工人的鬥爭。馬克思在一封給恩格斯的信中解釋說,他寫了《資本論》現在的第十章「工作日」(譯按:中譯本編為第八章),但感到身體抱恙和「真正理論部分的無法推進」(譯按:〈馬克思致恩格斯1866210日),中文《馬恩全集》第一版,31卷上,第177頁,人民出版社。)。這是一幅對維多利亞時代資本家無情的剝削方法的令人吃驚和仍然觸動人心的描繪;還有工人的集體抵抗,以迫使資本家讓步和贏得對工作日作出限制的立法保障。

你不必捨近求遠地找尋為什麼《資本論》仍然是一本有生命力的著作的答案。它所說的就是針對我們身處的世界,那裡有麥當勞工人反對剝削的抗爭(譯按:最近英國麥當勞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發起首次的罷工),有工人反對薪資限制和一幫老闆的抗爭。只要資本主義存活下去,《資本論》亦將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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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3日

柯賓合乎情理,梅伊威信掃地——左翼的躍進 Alex Callinicos

Alex Callinicos     宋治德

譯按:文章原載於《國際社會主義》(International Socialism)季刊,2017年第155

201768
英國國會大選出人意料的結果——伴隨著倫敦塔橋上警察槍聲的迴響——表明,自從將近十年前20078月爆發的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其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所造成的破壞力量,仍然起著作用。然而,吊詭之處是這些力量部分地使到垂老的兩黨制——它在英國的國家和政治型態(確保宰制的資本主義聯盟的霸權)數十年來的長期危機壓力下而近乎被壓垮——得以恢復生機。[1]

但最重要的是,這次選舉看到事前受盡其他政黨、媒體和本黨國會議員輕蔑的柯賓(Jeremy Corbyn譯按:港譯為郝爾彬,他領導工黨贏得的選票,是自2001年布萊爾(Tony Blair)〔譯按:港譯為貝理雅〕第二次壓倒優勢勝利以來的最高份額,以及剝奪了保守黨在議會過半數的地位。這項驚人的成就,所依靠的並非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媒體上虛有其表的政治公關技巧,而是由群眾運動以支持一個左翼的反緊縮競選宣言。

要了解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必須將柯賓運動的成功,與其他地方的激進左翼的躍進聯繫來看——例如,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在選舉獲勝和2015年的反緊縮公投,以及去年在美國民主黨初選取得成功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很多自由派甚至激進左翼的假設,認為脫歐公投顯示英國(或至少英格蘭)社會是無可逆轉的反動,但這次選舉結果正好與他們的假設相反(或者他們又認為蘇格蘭社會確實在性質上更為進步,不過這亦與保守黨在這次選舉向國界以北躍進互相矛盾)。英國像其他國家一樣,危機及其長期的影響,開始破壞新自由主義的秩序,壯大了激進左翼和激進右翼、反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進步和反動的力量。

但現在英國這裡,右派正處於守勢。梅伊Theresa May譯按:港譯為文翠珊〕提前舉行大選,被證明為在現代英國政治上最災難性的誤判形勢之一。[2]它可以與此前的兩次提前大選比較:192312保守黨黨魁鮑德溫(Stanley Baldwin)試圖為貿易保護政策的進口關稅取得支持而提前大選;19742月,保守黨黨魁希思(Ted Heath提出「誰治政英國Who Governs Britain?的選舉。兩人結果都失敗,而出現一個工黨的少數政府。這次梅伊為了保住權位,正設法爭取極端忠英的「民主聯合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譯按:下稱DUP〕的支持而組成聯合政府。但厄運臨頭的徵兆已經出現。

脫歐的報應

梅伊作出提前大選的決定,反映了兩個因素的趨同。第一,當然是去年〔譯按:2016623離開歐盟的投票。梅伊從一個不熱情的留歐支持者,將自己變為脫歐的狂熱者,這部分是一個簡單的機會主義問題。梅伊要多謝脫歐者的自我獻身和本身辦事可靠的信譽,而贏得首相職位,之後便接受了脫歐立場。事實上,她所做的要確保「硬脫歐」——離開歐洲單一市場和規避歐洲法院的司法管轄。她希望重新團結被脫歐公投弄得嚴重分裂的保守黨,以及重奪尤其在2015年大選輸給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譯按:下稱UKIP〕的選區。

第二個是意識形態的因素,其與機會主義一樣,在梅伊的選擇中扮演了角色。近20年來,有人或稱世界自由主義(cosmopolitan liberalism)在英國政治上取得主導地位。它包括結合了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換言之,致力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和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對例如LGBT加上權利的議題採取的進步態度。英國因為參與了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為確保其霸權而建立的多邊機構(北約、歐盟、世界貿易組織,等等),為世界主義意識形態提供有力的支持。這個時期的主要政治人物,分別為布萊爾和卡麥隆(David Cameron譯按:港譯為卡梅倫以及他們的財相布朗(Gordon Brown)〔譯按:港譯為白高敦〕和奧斯本(George Osborne)〔譯按:港譯為歐思邦〕,他們體現了這種世界自由主義。眾所週知,這種政治去年遭受了兩次重大打擊,英國的脫歐公投和美國的川普勝選。

現在梅伊毋需拒絕世界自由主義,尤其她缺乏智力的創意、亦非要基於階級利益或社會基礎而與新自由主義決裂。但無疑地,她試圖對主導的意識形態注入一個更具民族主義的、威權的和干預經濟的特徵。這三個要素之中,最後一個最為模糊。這與撒切爾夫人一樣,經濟顯然受著調控,但就不曉得該怎樣認真看待梅伊說的幫助「工人們」和糾正「市場失靈」的一番話。

她顯然在她的主要戰略顧問蒂莫西(Nick Timothy)的協助下,設計出有名吝嗇、社會倒退和政治災難的社會經濟政策——「失智症稅」(dementia tax譯按:長者在家接受照護不會得到補助而必須付更高費用,對於任何需要社會照護的人放棄訂立其財政支出的最高限額。梅伊與蒂莫西欣賞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一位來自伯明翰的自由黨激進變節者、並幫助保守黨保住執政地位20年,他反對愛爾蘭自治法案和擁護帝國主義和告訴你需要知道的保護主義。因此,保守黨與UDP偏執的佩斯利信徒(Paisleyite)〔譯按:佩斯利(Ian Paisley),創立UDP及其準軍事的恐怖主義組織〕的結盟,也正中梅伊的下懷。

當她試圖限制外來移民和抵制尋求維護人權的法官時,她內心是非常清楚的。這方面,她反映了在卡麥隆領導下而主管了6年的內政部惡劣的、壓制性的精神面貌。戴維斯(Will Davies)〔譯按:英國政治學者〕描述了如何與內政部官員的對話:

一個長期以來陷入衝突而形成的一個強大形象的部門。在一個曾經視國界為不受歡迎的阻礙資本和勞工(在較小程度上)的自由流動、視地域流動性為促進生產力和GDP增長的重要因素的年代中,內政部對「公民」和安全的執迷,其成為對財政部和「商業、革新和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的麻煩之事。有一段時期,在白廳(Whitehall)〔譯按:代表英國政府中樞〕內部對於國家、市場和公民之間的妥善關係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衝突,但被一系列突出的、雄心勃勃的、和主要以經濟視野推動英國在世界上地位的大臣們的權威所掩蓋了。人們可以想像,內政部的部長和官員們由此而醞釀的不滿,其對英國「經濟競爭力」成為了芒刺在背的問題。[3]

梅伊在脫歐公投之後而贏得首相職位,給予她機會不僅除掉舊仇如奧斯本,甚至主張國家主權和安全為優先順位。在所有可能情況下,能夠取消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和擺脫歐洲法院的司法管轄,令她拒絕讓英國留在歐洲單一市場的脫歐協議(財政大臣韓蒙德(Philip Hammond)〔譯按:港譯為夏文達〕無法勸說她)。梅伊斷然拒絕倫敦金融中心遊說不要離開歐洲單一市場、和去年在保守黨會議上斥責試圖袪除國家認同的「無處歸屬的公民」(citizens of nowhere)的主張,突顯了財政部——在英國作為世界自由主義的主要堡壘——的弱化。就像在美國自從川普的勝利一樣,基礎與上層建築已經非常不同步了。[4]

朗西曼David Runciman)〔譯按:英國政治學家〕將這個演講形容為「令人驚訝的魯莽」,表示她除了受到廣泛報導的具勤奮和頑固(梅伊最終還是如克拉克〔Ken Clake〕〔譯按:保守黨資深議員〕形容為非常難弄的女人)的特質外,她和卡麥隆——在任期間兩次提出公投〔譯按:蘇格蘭獨立公投和脫歐公投〕,幾乎令到不列顛王國瓦解並且退出了歐盟——一樣是個賭徒。[5]正如一個親保守黨的專欄作家輕蔑地說,「在梅伊夫人領導下和她之前的卡麥隆先生,領導成為一種以任何策略技倆讓你在一週之內過關的處事的低級藝術,直到逐漸累積起來的矛盾和麻煩形成一個不能幸免的危機」。[6]

在什麼情況下舉行大選而似乎不是賭博實為次要的考慮因素。梅伊與其他政治和媒體的菁英共同抱持的觀點:工黨在那裡已等著被手到擒來。這部分是由於對柯賓的慣常看法所起的作用(最為一以貫之地被本黨議員散佈),其為:他是工黨過去失敗的左翼領導人——蘭斯伯里(George Lansbury)和邁克爾(Michael Foot——的現代版本,是一個無力的、「不能當選」的左翼輸家。

但這裡也有脫歐的效應。英國作為歐盟成員一直成為超越對一般政黨的擁戴(實際上是左與右的劃分)的議題。UKIP2015年大選靠贏得那些認為主要政黨已不再能代表他們——相對貧窮、受教育程度較低和長者——的「被遺棄」選民,令自己成為第三大政黨(從選票而言而非席次上)。[7]最初,保守黨似乎最為受到威脅,但工黨逐漸地在它的工人階級基礎的傳統領地的中部和北部也受到威脅。

然後是去留歐盟的投票。雖然工黨宣傳留歐,但它有35%的選民支持脫歐。[8]這在政治和學術界被廣泛認為是一個臨界點:加速工黨的工人階級的保守支持者向右移。梅伊和她的顧問諸如蒂莫西和馬基雅維利式的澳洲人克羅斯比(Lynton Crosby),透過將脫歐變為一個選舉議題(和抱怨下議院阻撓引用《里斯本條約》第50條以啟動英國離開歐盟),希望能夠將UKIP和工黨的中部和北部的席次,囊括入保守黨的陣營。這個腳本為大部分建制派所接受。到這次選舉當天,媒體充斥了工黨會被保守黨長驅直進它的傳統領地的報導。

這個算計沒被證明為完全錯誤。UKIP自從20166月去留歐盟公投的脫歐勝利以來已經崩潰,觀乎它今次選舉得票的份額下降了10.8%實際上已被擊倒了。選民在去留歐盟公投中,如何投票與是否傾向保守黨或工黨有關。根據出口民調(exit poll——梅伊要壓倒性勝利的美夢注定落空的喪鐘——設計者柯蒂斯(John Curtice)說,「平均而言,在2016年保守黨支持者票投脫歐的超過60%,但這次選舉席次只得一個百分點入帳;相反,工黨支持者票投留歐的超過55%,這次選舉席次有七個百分點入帳」[9]

然而,整體來說,去留歐盟的議題在68大選沒有產生作用〔譯按:即推銷「硬脫歐」的保守黨沒有拿到什麼甜頭,相反支持留歐的政黨亦一樣失掉選票。我們可以從承諾反對脫歐的政黨——自由民主黨、綠黨和某程度上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譯按:下稱SNP〕——的命運看到。它們都失掉一定份額的選票,雖然自由民主黨獲得四個額外的席次,但選票的份額略為減少(相比2015年的7.9%,今次獲得7.4%),同時綠黨——譴責柯賓同意引用《里斯本條約》第50條、倡議成立反保守黨的「進步聯盟」和就去留歐盟進行第二次公投——的得票份額亦由3.7%下降1.6%。更為重要的是,保守黨在支持脫歐選區的入帳,都不夠彌補失去給工黨的席次。相反,工黨在英格蘭南部取得重大突破和鞏固了在倫敦的主導地位——那裡相比保守黨33.2%得票而令人意外地獲得54.5%,甚至以些微票之差奪得極親保守黨的倫敦肯辛頓(Kensington)選區的一席。

為了解釋這個問題,必須從前《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編輯艾莫特(Bill Emmott)於選舉前夕強調一個簡單的事實開始:「在英國選民——不管他們是贊成或反對作為歐盟成員國——所關心的議題之中,『歐洲』所占的比重並不高」。(艾莫特稱「英國過去44年來親歐盟事業的真正失敗……其對英國和它的戰略利益是個悲劇」時,流露了自己的偏好。)[10]但是歐洲議題對於大部分英國選民而言顯著性低,令到一年前許多投票支持留歐的選民接受脫歐為不可避免。YouGov譯按:英國民調機構〕的羅伯茨(Marcus Roberts)寫道:

關於脫歐的問題,選民以可以分成三個、而非兩個核心組別:45%脫歐強硬派(Hard Leavers),22%仍然想阻止脫歐的留歐強硬派(Hard Remainers),和23%的歸依脫歐派(Re-Leavers——指那些在去年夏天票投留歐但認為政府現在有義務離開歐盟。

後一個類別的出現〔譯按:指歸依脫歐派〕,意味著當政黨討論脫歐時,他們不應將此議題劃分為兩大互相分歧的選民群體。相反,這裡有一個由脫歐和歸依脫歐派組成的大湖,還有一個留歐派的小池塘。這意味著保守黨和UKIP在這68%選民的大湖裡捕魚,而工黨、自由民主黨、綠黨和民族主義者〔譯按:指蘇格蘭民族黨SNP〕正在互相爭奪的只有這22%的選民。[11]

羅伯茨的分析——和他預測梅伊將會獲得壓倒性勝利——將工黨歸入反脫歐政黨的類別。但這正是在柯賓領導下的工黨拒絕被歸入的光譜位置。他即使在《衛報》(The Guardian)的讀者階級異口同聲的反對、和本黨的52名留歐死忠議員的違逆下,驅策工黨國會議員投票支持引用《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議案而使下議院迅速通過議案。這令到梅伊將工黨標籤為反脫歐更加困難,和使到柯賓團隊專注於展開競選運動以宣傳他們競選宣言的社會和經濟的內容。

柯賓主義的連結

政治學家惠特利(Jonathan Wheatley)區分了「政治觀點的兩個面向」,可以用來確定人們站在左或右的光譜位置。

第一個是經濟層面,是否喜歡擁護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或是財富的重分配和國家在經濟中有更大的作用。第二個是文化層面,我稱之為社群世界主義(communitarian-cosmopolitan),而其他的評論者則稱之為「開放型對封閉型」。它涉及你的社群與外界的關係,借用例如歐盟成員國與移民的問題。[12]

惠特利的研究顯示,在大選前夕,保守黨和工黨的支持者與2015年相比,在兩個方面都變得更為兩極化:

存在中間的大差距,並沒有被任何一黨的支持者占據。這或者反映去年〔譯按:2016〕脫歐公投運動的餘緒,可能導致選民偏好的兩極化。

實際上,鑑於民調最近的波動,中間部分並非是懸空的,其很可能包含大量未決定的選民。這正是各政黨,尤其是兩大政黨,矢志要贏得的部分。對於工黨來說,他們的困境在於需要贏得來自兩個非常不同的支持基礎。一方面,在他們傳統領地的中部和北部,那裡的選民通常在文化層面上處於「封閉型」的光譜位置,而會支持脫歐和在2015大選甚至與UKIP調過情。另一方面,年輕的世界主義的「開放型」選民,他們通常來自倫敦及其周邊各郡,或會考慮自由民主黨或綠黨。自去年6月的脫歐公投後,這兩個支持基礎的距離,似乎已經進一步拉遠,難以相容在同一個陣營內。從這裡提出的證據和民調的數據來看,後一個群體對於柯賓的工黨似乎已經掉頭而去,而前者仍然可以被說服。[13]

正如惠特利還指出,「梅伊有意圖地嘗試以『封閉型』的經濟左派分子為爭取對象」。我們可以看到她失敗了,工黨能夠克服這個困境。這不能只是消極地解釋,因為梅伊枯燥乏味的競選活動和她提出「失智症稅」(dementia tax)的災難性錯誤。柯賓和他的支持者能夠提出積極的訴求。他們的宣言不再是重覆工黨1983年的、卡夫曼(Gerald Kaufman)〔譯按:工黨右派資深議員〕有名嘲諷的「歷史上最長遺書」的宣言,但當516《倫敦晚旗報》(London Evening Standard)提早洩露宣言草稿而喊道「柯賓同志揮舞紅旗」後,那些懶惰的記者又再重覆一遍這個嘲諷。

事實上,柯賓和他的影子財政大臣約翰‧麥克唐納(John McDonnell)提出了一個凱因斯年代(1945—75)的堅實社會民主綱領:對富人和富裕者課以更高的稅收以為基礎設施提供資金,一個國有的投資銀行,終止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的私營化,建立國營的教育和照護服務,將鐵路、水、電和皇家郵政變回國有,改善工人權益,打擊濫用零散工經濟(gig economy),維持養老金的三重鎖定(triple lock on pensions)〔譯按:國家養老金給付數額每年按2.5%、或通貨膨脹率或國民平均收入而調升,三者之中以最高者為準〕,撤消大學學費和恢復教育生活津貼(Education Maintenance Allowance)〔譯按:1619歲學生或職業培訓者可領取的生活津貼,每週最高為30英鎊〕。

4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近10年的緊縮政策下,使到這些建議顯得激進。甚至湯因比(Polly Toynbee——起初為從工黨分裂出來的社會民主黨的辯護士,後來倒向布萊爾主義——將這草案形容為「一個使人高興的聚寶盆……寶庫裡都是應該要做的,和打破那些過去看來似乎是永不該做的事情的看法,承諾這個國家幾乎每個人都無限地更好」。她只是擔心與柯賓聯繫一起,或會令到這一套好的建議信譽受損。[14]

選舉之後,主流媒體和工黨右翼相比之前採取了不同的策略,承認:「當然,柯賓是一位優秀的倡導者」。這表示他與梅伊之間的區別只是技巧和個性的問題而已。事實上,工黨競選運動的內容和組織是至關重要的。柯賓以一個社會主義的鬥爭而要終結緊縮政策。他在進步和國際主義基礎上,提供一個替代世界自由主義的方案(梅伊則是倒退的替代方案)。所以,工黨競選宣言起了作用。此外,柯賓團隊為了將工黨轉為社會運動的目標而邁出了一大步。由於巧妙地利用了社群媒體的支援大規模群眾集會縱橫交叉地遍布全國。然而,即使柯賓獲得廣泛的會員支持,但受制於由黨內右派在全國和地方控制的機器,仍然不能打破工黨內部的僵局。「動力」(Momentum)的成立,為了給柯賓提供由活躍分子組成的有力平台,被內部的派系爭論癱瘓了。

到了競選活動期間,「動力」發揮了作用,動員其成員成為一個拉票的「突擊隊」。熱心支持科賓的人,不再僅僅是一個網上的存在,開始發揮他們對現實世界的影響。他們的活動因為一連串反緊縮的抗議和地方的日常行動——通常由工黨黨員和激進左翼的戰鬥派(包括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所組織——而更為強大。所有這些行動現在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焦點,它將無論是在工黨內或外的、迄今為止分裂和互相排斥的激進左翼團結起來,就是:踢走保守黨,支持柯賓,票投工黨。

這就是青年參與投票激增的背景。根據YouGov調查,柯賓拿到了青年的選票廣泛分布於年齡組別:1819歲占66%2024歲占62%2529歲占62%;而30多歲的有55%40多歲不過半數亦有44%[15]青年人投票支持工黨,不能被化約為只為特定議題——反對脫歐或柯賓承諾取消大學學費。青年激進化浪潮促使危機爆發而引起政治動盪的其中一個因素——在國際上於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英國於2010年的學生抗議運動。青年成為緊縮政策統治下的受害者,他們的未來就是低薪工作、昂貴和稀缺的住房、和龐大的學生債務,而使到許多年輕人向左轉了。

工黨對於經濟方面的建議,削弱了梅伊訴諸「封閉型經濟左派」的效果。我們此前在《國際社會主義》(International Socialism)季刊第153期發表的圖1譯按:在作者的文章〈世界新聞的結束〉(The end of the world news)裡〕,顯示自從經濟危機以來,實際收入的急遽下降。此圖值得再次發表,它顯示正是「一般勞動者」——梅伊承諾要捍衛他們的利益——從大衰退的「復甦」之中付出了代價。由於自20166月以來,英鎊匯率下降而導致通貨膨脹上升,意味著實際工資繼續受到雇主——其面對普遍的競爭問題和不願參與提高生產力的投資——施加下行的壓力。直至4月份的三個月,實際收入下降了0.6%[16]一般勞動者經歷了工資受到擠壓和更為普遍的緊縮、和對未來國民醫療服務體系的擔憂,但梅伊空洞的競選宣言並沒應對上述任何一個問題,實際上提出更為糟糕的「失智症稅」,這對於或會因為脫歐或移民問題而被保守黨或UKIP吸引的許多傳統工黨選民,必然被說服繼續與工黨一起。

【圖1】自17世紀以來,10年間實際每週工資的增長。


過去10年及其前10年之間,平均工資變動的百分比(依據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和前期調整〔predecessors adjusted)。資料來源:Resolution Foundation譯按:英國一個標榜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的智庫機構

甚至來自學術界的、支大眾媒體認為選舉結果是「留歐者報復」觀點的古溫(Matthew Goodwin)〔譯按:英國政治作家,因為選前看衰柯賓工黨得票不過38%,結果要在鏡頭前上演撕下自己書的一頁而吞下〕,他提出「不成比例的青年高投票,結合來自城市支持留歐的自由派,使到工黨攻下了倫敦和大學城」,之後承認:

至關重要的是,工黨亦設法守衛其更為脆弱的、投票脫歐的地區領域,而取得了一些成果。這不是全部關於脫歐。顯然,柯賓承諾處理經濟不公義、抑制銀行、對富人課以更高的稅收和重新將鐵路國有化,引起英國「被遺棄」一群的迴響。[17]

此外,工黨這次成功支持了更多長期研究的結論:即隨著族群不斷融合的人口的英國城市,正越來越有利於成為工黨的領地。[18][保守黨右翼的《旁觀者》(The Spectator)週刊編輯納爾遜(Fraser Nelson),勉強地承認:「我們應該停止把柯賓主義視為一種不合時宜的、1970年代的遺物。這裡有一個可怕的2017年的事情」。[19]

最後,顯而易見的是,保守黨努力利用曼徹斯特和倫敦吊橋的恐怖主義暴行,標籤柯賓「對恐怖主義手軟」,證實砸了鍋。在競選活動的最後幾天,梅伊威脅對人權作出新的進犯而試圖奪回失去的陣地。她自己的記錄起不了幫助。你不能以擔任內政部長超過6年、和以談論對手在1980年代與新芬黨(Sinn Féin)的對話,作為回應在兩週內的兩次恐怖襲擊。但更重要的是,柯賓作為歷史上其中一個反戰運動的領導人,能夠利用他過去所建立的道德資本——他從一開始便反對入侵伊拉克並警告會導致更多的恐怖襲擊。他在526發表的講話,批評英國屈從美國在中東的帝國主義而造成的災難性影響,是一個至為重要的介入。

梅伊首相生涯命懸一線

因此,本來試圖鞏固倒向保守黨脫歐者的大選,反而產生了左翼的飆升。與梅伊所承諾的強大和穩定的領導相反,在不到10年時間裡,她面對第二次的懸峙國會(hung parliament)。但保守黨和工黨的右翼聲稱,梅伊仍然是贏得了選舉,顯然胡說八道。在憲制上,作為下議院最大黨的領導人,她首先要嘗試籌組政府。但是,她沒有自動成為首相之權。在1923年的大選後〔譯按:保守黨失掉議會過半數〕,鮑德溫辭職(譯按:見上文),即使保守黨仍是下議院的最大黨(258席次,而工黨為191和自由黨為159),為了阻止這個局面擬進行如A.J.P.泰勒(A. J. P. Taylor)〔譯按:英國歷史學家〕所稱的「輕率計畫」〔譯按:臨時找其他保守黨人擔任首相〕,但最終放棄了,這為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領導的工黨打開了首次執政之門。[20]柯賓和約翰‧麥克唐納完全有權按他們的意願籌組少數派政府。

然而,議會的算計有利於保守黨政府。這並不意味著梅伊試圖與DUP達成的「信任和供需」的交易將使她能夠繼續圓滿任職5年。首先,即使保守黨能夠支撐下去。梅伊自己——正如奧斯本幸災樂禍的觀察——「是一個刧數難逃的女人」。[21]保守黨無情地懲罰失敗者,梅伊的傲慢和諱莫如深的治理風格令他沒有幾個朋友。事實上,她不得不解僱她的參謀聯席蒂莫西(Nick Timothy)和希爾(Fiona Hill),看來是為了避免對領導的直接挑戰,這是她衰弱的一個跡象。她或會支撐一會兒。她的王牌就是可以繼任她相位的潛在競爭者都是難吸引人的,約翰遜(Boris Johnson)、戴維斯(David Davis)、魯德(Amber Rudd)和福克斯(Liam Fox),過多難以選擇embarras de richesses)其一。

其次,保守黨與DUP結盟,其依靠一批殘存的創造論者、恐同者、反墮胎盲從者,從一開始破壞了政府的正當性。雙方都是弱勢的合作夥伴——保守黨因為選舉的挫敗,而DUP自己在愛爾蘭北部六郡處於新芬黨的壓力下。兩者相加,只是增加他們的弱勢。即使DUP會收斂對梅伊施以極端右派的社會觀點,他們也將要求更多的分肥撥款,並且要對新教勢力在愛爾蘭北部的支配地位的日漸衰落予以支援。

直至今年較早前,北愛爾蘭首席部長福斯特(Arlene Foster)因為被指控在一個價值接近5億英鎊的再生能源計畫的失敗項目之中貪污而被迫辭職,過去10年以來,北愛爾蘭的行政機關一直由DUP領導了權力分掌。福斯特原初加入DUP便是因為她強烈反對在1998年實施的結束北愛紛爭的《貝爾法斯特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如果梅伊讓他們破壞北愛權力分掌的穩定,那麼她在英國和其他歐洲統治階級心目中的地位便會越往下滑。[22]

第三,對她最重要的是脫歐的議題。梅伊現在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這裡沒有一個議會的多數,可以如她所想做的與歐盟徹底的決裂。內閣裡和議員席的留歐派,得到倫敦金融界和大小企業的支持,要求一個更為軟性的脫歐(包括留在關稅同盟,也可能是單一市場)而施加壓力。[23]但約翰遜和福克斯以及他們的支持者不會樂意接受,隨著梅伊決定將戈夫(Michael Gove)帶回內閣〔譯按:戈夫曾與梅伊角逐黨魁競選,有推測梅伊此舉目的為羈縻戈夫,他們一夥的力量得到了加強。

而在海峽另一邊的歐盟其他國家代表,正等待著。在4月下旬,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諱名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在唐寧街首相府的晚餐被洩露出來,顯示歐盟領導人打算用打擊希臘Syriza政府相同的霸凌手段來對付英國。[24]雖然英國是一個更為龐大的經濟體,擁有自己貨幣和中央銀行的帝國主義列強,但事實仍然為歐盟偏好採用勒令(diktats)而不打算與個別國家進行談判。第50條啟動後,時鐘已在運行,如果沒有協議,英國將於2019329被淘汰出歐盟,屆時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的貿易關係受到更高得多的關稅干擾。越來越看到,歐盟領導們集中努力更緊密地克服歐元區的危機和應付川普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挑戰,將會(諷刺的是,像極端脫歐者一樣)歡迎這個結果。[25]

脫歐投票及其後果——卡麥隆的倒台和梅伊的災難性提前大選——因此使英國陷入政治不穩定期。英國資本主義面對的問題,就是還沒從金融危機和大衰退中恢復過來,而且正在加劇。[26]由柯賓領導的工黨提供擺脫這場危機的力量,政治和媒體菁英的所有算計被證實為錯誤。英國肯辛頓(Kensington)北部可怕的格倫費爾塔(Grenfell Tower)大樓的火災,引起民眾爆發的憤慨和怒火,令到這個保護富人和令窮人受苦的由階級對抗所界定的英國社會,成為焦點問題。在大選期間,柯賓指出了這一點。格倫費爾居民和其支持者,以諸如「階級」和「緊縮」的字詞描述他們慘況,亦由於柯賓的運動而獲得廣泛流傳。

2017年的選舉,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是衰落了數十年的老舊兩黨制重新抬頭。人們必須回到1970年,當戰後長期繁榮即將結束而保守黨希思擊敗工黨威爾遜(Harold Wilson)政府之時,兩個主要政黨在大選贏得的總票數合共80%(表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次許多較小型政黨被擠壓了。這種意想不到的改變,並不表示回復到19501960年代的那種相對穩定局面。當時的評論員談到了巴茨凱爾主義(Butskellism)〔譯按:英國1950年代政壇的諷刺術語,虛構人物〕,意味相繼的財政大臣保守黨的巴特勒(R.A.Butler)和工黨的蓋茨克(Hugh Gaitskell),都同樣支凱因斯式的福利主義政策。現在這是一個嚴酷的左右兩派分化,其賦予和復甦了老舊的兩黨鬥爭。

【表一】1970—2017年,三個主要政黨得票份額(百分比)
來源:《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年份(首相)
保守黨%
工黨 %
自由民主黨%
1970(希思)
46.4
43.1
7.5
02/1974(威爾遜)
37.9
37.2
19.3
10/1974(威爾遜)
35.8
39.2
18.3
1979(撒切爾)
43.9
36.9
13.8
1983(撒切爾)
42.4
27.6
25.4
1987(撒切爾)
42.4
30.8
22.6
1992(梅傑)
42.2
34.4
17.8
1997(布萊爾)
30.7
43.2
16.8
2001(布萊爾)
31.7
40.7
18.3
2005(布萊爾)
32.4
35.2
22.0
2010(卡麥隆)
36.1
29.0
23.0
2015(卡麥隆)
36.9
30.4
7.9
2017(梅伊)
42.4
40.1
7.2

2015年的英國大選和2016年的蘇格蘭議會選舉,即使SNP收穫甚豐,但之後的發展受到限制。它從2015年大選在蘇格蘭的得票份額50%,下降到這次36.9%;席次從原本56席,到這次失掉了21席給了保守黨和工黨。蘇格蘭首席部長施特金(Nicola Sturgeon)被梅伊提前大選殺個措手不及,她不得不從較早前要要求進行第二次獨立公投的立場上軟化,因為這被證明在選舉上不受歡迎。在邊界以北,政治重新變得競爭起來〔譯按:因為此次大選前的蘇格蘭政壇,基本由SNP主導〕。儘管蘇格蘭保守黨領導人戴維森(Ruth Davidson)將此吹捧為她成功的聯合運動,這一發展亦為柯賓主義在蘇格蘭開闢了向前邁進的通路。

這種不穩定很可能導致在2022年之前將舉行第二次大選。民調已經顯示,工黨這一次會勝出。這將會是在發逹資本主義社會,自1936年法國的人民陣線政府以來的首個激進左翼的政府。在1945—51年阿特勒(Clement Attlee)的工黨政府,推行了20世紀最偉大的進步改革的計畫,但其成員在邱吉爾領導的戰時聯盟效力期間,已被教育成為英國帝國主義值得信賴的管理者。而這次這個政府將由柯賓和約翰‧麥克唐納領導,他們從事了一個世代的鬥爭:從最初對付撒切爾主義到後來在議事席面對布萊爾主義、和參與大大小小的運動,並且自2010年開始走在反緊縮運動的前沿。

這個賭注不能再高了。如果柯賓和約翰‧麥克唐納上任,他們將會面對的通常敵人(每一個改良主義政府都會面對的):內部是公務員和情報機關,外部則是金融市場和財團媒體。不止如此,他們及其支持者還要面很多威脅。自從柯賓不到兩年前在黨魁角逐中獲勝之後,工黨內存在著兩重權力:領導人和他的群眾基礎,以及工黨議會黨團和由新工黨殘餘分子控制的官方機器。後者對前者不斷進行搗亂、騷擾和阻撓。柯賓在大選取得的成就,或是決定性地轉移了權力的平衡。依據社會民主派政黨成功的最終標準,他已經做到了(雖然仍未是一個工黨政府),自2001年大選以來獲得最大的得票份額和自2015年大選以來增加了9.5百分點。[27]

但是工黨的右派不會輕易地消失。布萊爾主義雖然受傷嚴重,但它在議會的支持者、以及全國和地方的工黨官僚的實力,意味著它不會如許多人聲稱的,已經壽終正寢。許多右翼人士願意與柯賓和平共處的跡象,表明了他的成功,但這也可能成為妥協的壓力來源。正是這樣,競選宣言包含了對布萊爾分子和鴿派左派——特別是對三叉戟核計畫(Trident nuclear programme)的承諾、支持北約、放棄歐洲勞工的自由流動——的讓步。而且要面對新工黨分子動聽言辭的誘惑,例如布萊爾派中堅分子坎貝爾(Alastair Campbell)選舉後在BBC政論節目「質詢時間」(Question Time)裡,呼籲工黨向中間立場靠攏將會在選舉變得越來越強。柯賓主義或在68創造了奇蹟,但它並沒有廢止選舉政治的邏輯。[28]

但是,柯賓拒絕遵循慣常看法的建議來對他的內外敵人扭轉形勢,而是發揮他的專長——動員群眾來支持左翼政策。他需要繼續這個進程。這意味著避免參與由政治光譜不同位置的海格(William Hague)〔譯按:港譯夏偉林,前保守黨黨魁和前外交大臣〕到梅森(Paul Mason)〔譯按:立場偏左的傳媒人〕提出的「脫歐跨黨委員會」,其禍患將會模糊柯賓在選舉中提出清晰的替代方案,並且對未來工黨政府造成束縛。再者,由DUP支持的梅伊第二屆政府,將會是英國自戰後以來最反動的政府。然而,它也是弱勢和不正當的。在選舉之後,開始要求梅伊辭職必須繼續下去和擴大規模。這裡必須通過街頭和職場的群眾行動,來動員工黨的黨員以及超越這個範圍,以迫使梅伊下台。

這個運動的目標是要迫使梅伊下台。在邏輯上,要完成這項工作和將柯賓帶到唐寧街10號,意味著要求進行第二次大選。但他越接近首相一職,他將越多地面對議會之外的國家和資本的權力。希臘Syriza政府的教訓為,只有議會外的左翼群眾運動才能擊敗這些力量——革命社會主義者在這個運動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選舉最重要的結果是為這一運動奠定基礎。無論在柯賓領導下工黨的命運如何,我們正在參與英國激進左翼的復興和擴展,其影響將會在未來幾年內感受得到。

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倫敦國王學院的歐洲研究教授,亦是國際社會主義(International Socialism)季刊的編輯。







註腳

[1].
Callinicos, 2015a and 2015b.
[2].由選舉產生而揭示慣常看法的許多問題之一:由保守黨自由民主黨的聯合政府提出的主要憲制改革《2011定任期會法》Fixed-Term Parliaments Act 2011),並沒有達到法案的原意,即奪走首相提前舉行大選的權力。因為假如反對黨派在議會以三分之二多數不通過首相提前大選的動議,在這種情況下,反對黨派唯恐被指責為阻礙提前大選,這反而成為願意與政府合作的誘因。
[3].Davis, 2016.
[4].關於美國的情況,見Callinicos, 2017, pp4-14.
[5].Runciman, 2017.
[6].Ganesh, 2017.
[7].Ford and Goodewin, 2014.
[8].Moore, 2016.
[9].Curtice, 2017.
[10].Emmott, 2017.
[11].Robert, Marcus,2017.
[12].Wheatley,2017.
[13].Wheatley,2017.
[14].Toynbee, 2017.
[15].Curtis,2017.
[16].Khan,2017.
[17].Goodwin, 2017.
[18].Phillips and Webber, 2014.
[20].Taylor, 1970, p269.
[21].BBC News,2017.
[22].Powell, 2017.
[23].Giles,2017.
[24].一位內幕人士就歐盟破壞Syriza政府的分析,見Varoufakis, 2017
[25].Müchau,2017.
[26].對於英國資本主義面臨的經濟問題的簡要說明,見Roberts,Michael,2017.
[27].Merrick,2017.
[28].對此經典的分析,見Cliff and Gluckstei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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